北宋年間，有個“攝影師”擅長在汴梁大街上抓拍。他叫張擇端。

街拍里，往往隱藏著行走的大事件。張攝影師就拍到過一條大事件……只是那時候沒有互聯(lián)網，沒有春熙路抓拍這樣的流量。時過境遷，對于八九百年后的人，再大的事件也成了故事。但在當時，它人人皆知。

張攝影師后來把街拍合集整理成了《清明上河圖》。其中不可思議的一個極小細節(jié)，記錄了蘇軾和他的時代遭逢的大事件。這是畫卷向左首展開到五分之二左右的時候，呈現出來的一個情節(jié)：兩頭驢拉著一輛貨車，上面好象蓋了一塊有字的布。

據研究者推斷，蓋在車上的這塊有字的布，應該是從某扇華麗屏風上拆下來的、寫得很好的書法作品。

這么好的寫有書法的布為什么說不要就不要了？

那大概是寫字的人出事了。

這個出事的寫字的人，大概是蘇軾。出的事，是“元佑黨禁”。

元佑黨禁雖發(fā)生在徽宗朝，但導火索卻始于神宗和哲宗朝的黨爭。

神宗朝和哲宗朝，圍繞著對“熙寧變法”的態(tài)度，君臣分裂成支持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兩派，幾十年來反反復復掰手腕，輸贏如下：第一回合，神宗支持新黨，新黨掰贏。第二回合，神宗崩后哲宗繼位，哲宗初期高太后執(zhí)政，高太后支持舊黨，舊黨掰贏。第三回合，高太后薨逝后哲宗親政，哲宗支持新黨，新黨掰贏。第四回合，哲宗崩后徽宗繼位，趙佶同學決定要結束這個掰手腕比賽，想了很多法子讓新黨和舊黨講和，無奈，舊黨掰贏追殺新黨，新黨掰贏追殺舊黨，最后煩不勝煩的趙佶放棄了，一屁股坐到一頭，全面起用新黨新政。

以下，是一段理解“元佑黨禁”過程的枯燥簡潔的說明，可以跳過。

1102年，徽宗改年號為崇寧，崇寧，崇熙寧也。這就表示要恢復新法了。崇寧元年（1102）九月，徽宗下詔把元符末年直言國事的官員分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543人被列為邪等。

幾天以后，徽宗下令中書省擬定奸黨名單共一百多人（蘇軾、司馬光、秦觀、黃庭堅等人都在其中），由徽宗親書姓名，鐫刻在端禮門的石碑上，這塊端禮門御刻石碑，被稱為“元佑黨籍碑”。

崇寧二年（1103）三月，徽宗下詔元佑及元符黨人的親屬不許在京居住。崇寧二年（1103）九月，御史臺抄錄奸黨名單發(fā)往各地，立石為記。

崇寧三年（1104）初，下令宗室不得與元佑奸黨子孫通婚。

崇寧三年（1104）六月，元佑、元符黨人及部分上書邪等共計309人的名單，又由徽宗親自抄寫，刻石于文德殿門東壁，再由蔡京抄寫，發(fā)給各地，立石為記。

既為奸黨，就要一棍子打翻在地，哪管你曾是神童轉世、才子再現、文壇領袖，一概禁止。

崇寧二年（1103）四月和宣和五年（1123）七月，徽宗兩次頒布嚴厲的詔令，下詔毀去蘇軾等人的文集，不準有人傳習“元佑”學術。凡是收藏、記錄蘇軾文字的人，一律嚴懲，有人甚至因為曾請過蘇軾書寫歐陽修《醉翁亭記》刻石而坐罪。崇寧大觀年間，為禁止蘇軾文章流傳，賞錢竟至八十萬。

這輛驢車上，大概載的就是蘇軾等人的書籍，往日珍貴的大字屏風也隨手扯了蓋在上面，可能是準備推到郊外去燒毀。

一直到宋室南渡后，極愛蘇軾的宋高宗趙構，不但購入全套蘇軾文集，更積極為蘇軾平反，南宋建炎四年（1130），朝廷下詔為元佑黨人平反，至此，這段綿延數十年的公案才算真正結束。

建炎四年，張擇端還在世。張擇端是密州東武人氏。據說蘇軾在密州做知州、修超然臺的時候，張擇端正在密州家里做讀書畫家。

后人研究發(fā)現，《清明上河圖》可能完成于公元1111年至公元1125年之間。

在這幅倡應蔡京“豐亨豫大”的巨畫里，張擇端畫出了徽宗和蔡京要的盛世華年，巨細靡遺，除了那些車水馬龍的繁華，你甚至還可以在上面發(fā)現匆匆忙忙的外賣小哥，和用便面遮臉的路人……真正的純街拍！堪稱“街拍第一名”！

他是否還綿里藏針地記錄了一些什么？那些看似平常卻謎一樣費猜的細節(jié)，那繁華盡頭的無邊荒蕪——而那塊像是書法作品的、被當作蓋車料的布，不止出現了一次，在接近長卷結尾的城門那段，它又出現了……不挖了，越挖，事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