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間,有個“攝影師”擅長在汴梁大街上抓拍。他叫張擇端。
街拍里,往往隱藏著行走的大事件。張攝影師就拍到過一條大事件……只是那時候沒有互聯(lián)網,沒有春熙路抓拍這樣的流量。時過境遷,對于八九百年后的人,再大的事件也成了故事。但在當時,它人人皆知。
張攝影師后來把街拍合集整理成了《清明上河圖》。其中不可思議的一個極小細節(jié),記錄了蘇軾和他的時代遭逢的大事件。這是畫卷向左首展開到五分之二左右的時候,呈現出來的一個情節(jié):兩頭驢拉著一輛貨車,上面好象蓋了一塊有字的布。
據研究者推斷,蓋在車上的這塊有字的布,應該是從某扇華麗屏風上拆下來的、寫得很好的書法作品。
這么好的寫有書法的布為什么說不要就不要了?
那大概是寫字的人出事了。
這個出事的寫字的人,大概是蘇軾。出的事,是“元佑黨禁”。
元佑黨禁雖發(fā)生在徽宗朝,但導火索卻始于神宗和哲宗朝的黨爭。
神宗朝和哲宗朝,圍繞著對“熙寧變法”的態(tài)度,君臣分裂成支持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兩派,幾十年來反反復復掰手腕,輸贏如下:第一回合,神宗支持新黨,新黨掰贏。第二回合,神宗崩后哲宗繼位,哲宗初期高太后執(zhí)政,高太后支持舊黨,舊黨掰贏。第三回合,高太后薨逝后哲宗親政,哲宗支持新黨,新黨掰贏。第四回合,哲宗崩后徽宗繼位,趙佶同學決定要結束這個掰手腕比賽,想了很多法子讓新黨和舊黨講和,無奈,舊黨掰贏追殺新黨,新黨掰贏追殺舊黨,最后煩不勝煩的趙佶放棄了,一屁股坐到一頭,全面起用新黨新政。
以下,是一段理解“元佑黨禁”過程的枯燥簡潔的說明,可以跳過。
1102年,徽宗改年號為崇寧,崇寧,崇熙寧也。這就表示要恢復新法了。崇寧元年(1102)九月,徽宗下詔把元符末年直言國事的官員分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543人被列為邪等。
幾天以后,徽宗下令中書省擬定奸黨名單共一百多人(蘇軾、司馬光、秦觀、黃庭堅等人都在其中),由徽宗親書姓名,鐫刻在端禮門的石碑上,這塊端禮門御刻石碑,被稱為“元佑黨籍碑”。
崇寧二年(1103)三月,徽宗下詔元佑及元符黨人的親屬不許在京居住。崇寧二年(1103)九月,御史臺抄錄奸黨名單發(fā)往各地,立石為記。
崇寧三年(1104)初,下令宗室不得與元佑奸黨子孫通婚。
崇寧三年(1104)六月,元佑、元符黨人及部分上書邪等共計309人的名單,又由徽宗親自抄寫,刻石于文德殿門東壁,再由蔡京抄寫,發(fā)給各地,立石為記。
既為奸黨,就要一棍子打翻在地,哪管你曾是神童轉世、才子再現、文壇領袖,一概禁止。
崇寧二年(1103)四月和宣和五年(1123)七月,徽宗兩次頒布嚴厲的詔令,下詔毀去蘇軾等人的文集,不準有人傳習“元佑”學術。凡是收藏、記錄蘇軾文字的人,一律嚴懲,有人甚至因為曾請過蘇軾書寫歐陽修《醉翁亭記》刻石而坐罪。崇寧大觀年間,為禁止蘇軾文章流傳,賞錢竟至八十萬。
這輛驢車上,大概載的就是蘇軾等人的書籍,往日珍貴的大字屏風也隨手扯了蓋在上面,可能是準備推到郊外去燒毀。
一直到宋室南渡后,極愛蘇軾的宋高宗趙構,不但購入全套蘇軾文集,更積極為蘇軾平反,南宋建炎四年(1130),朝廷下詔為元佑黨人平反,至此,這段綿延數十年的公案才算真正結束。
建炎四年,張擇端還在世。張擇端是密州東武人氏。據說蘇軾在密州做知州、修超然臺的時候,張擇端正在密州家里做讀書畫家。
后人研究發(fā)現,《清明上河圖》可能完成于公元1111年至公元1125年之間。
在這幅倡應蔡京“豐亨豫大”的巨畫里,張擇端畫出了徽宗和蔡京要的盛世華年,巨細靡遺,除了那些車水馬龍的繁華,你甚至還可以在上面發(fā)現匆匆忙忙的外賣小哥,和用便面遮臉的路人……真正的純街拍!堪稱“街拍第一名”!
他是否還綿里藏針地記錄了一些什么?那些看似平常卻謎一樣費猜的細節(jié),那繁華盡頭的無邊荒蕪——而那塊像是書法作品的、被當作蓋車料的布,不止出現了一次,在接近長卷結尾的城門那段,它又出現了……不挖了,越挖,事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