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tǒng)史籍中，對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

中國歷史的破壞力的確非同一般。

從中國古代疫災發(fā)生的具體原因看，疫災的發(fā)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而生。一般而言，大災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體得不到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災發(fā)生。如隋代大業(yè)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fā)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河北發(fā)生大水災。次年三月，又繼發(fā)疫災。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年大旱，接著發(fā)生癘疫之災。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數古人對于流行病的認識，是很難從科學的角度作出判斷的。他們往往把疫情的發(fā)生歸結為不順應天道而造成的天對人的懲罰。

先秦時期，傳說顓頊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疫鬼。為此，人們每于疾疫發(fā)生時，作法以驅除疫鬼?！吨芏Y·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戴面具，執(zhí)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后世儺戲的由來。此外，歷代流行的設醮、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連端午節(jié)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好在醫(yī)學的發(fā)展讓人們的這種觀念漸漸淡薄下來。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鑒于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又如南宋吳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興府，當地“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郁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p>

一旦出現疫情，對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許多典籍表明，是隔離。這種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無更好的方法?！稘h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yī)藥?！倍搅四媳背瘯r期，此則成為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離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風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甚至遭到極大的反對。晉時就有記載說當朝臣家染上時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即使沒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內也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當時人譏諷為“不仁”。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現以后，很少有人自覺地采取這種措施。所以，盡管古人對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還是不明顯。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數并沒有隨著醫(yī)學的進步而有所減少。

一旦出現疫死者，尸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作何處理？《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尸體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會掩埋死者尸體。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余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在宋代，官方每于災害過后招募僧人掩埋尸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尸體。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尸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至于治療疾疫的藥物，除了專業(yè)醫(y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于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尚有不少。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的藥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薄端问贰ね鈬ね罗分刑岬奖彼尉暗氯辏?006年），六谷吐蕃的鐸督部族發(fā)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毒缚导o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痹斯P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fā)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古代時政府對于疫災的防治頗讓人欣慰。然而，這只是在幾千年的防疫過程中零星閃爍著的幾點光芒。也有許多“會辦事”的大員對健康有效的防疫體系的建設起到了不可思議的壞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鴻章。

1896年5月李鴻章時來運轉，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到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尼古拉二世素喜鋪張排場，所以此時俄國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大小集會，慶賀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組織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游藝會來人過多，混亂不堪，發(fā)生嚴重擁擠，造成近2000人死亡。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說，李鴻章見到他后，仔細向他打聽有關消息，并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這件事情的詳情已經呈報皇上。

哪知，李鴻章聽后竟連連搖頭對維特說：“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里發(fā)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健康狀況良好。”然后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干嗎要告訴皇上我們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帝的官員，當然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后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