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鮮文臣崔溥從濟州島下海，返鄉(xiāng)奔喪，遭遇風暴。船在海上漂流，十幾天后來到浙江寧波的下山。

在下山，崔溥一行遭到強盜打劫，隨后被放回大海。

船繼續(xù)隨波逐流，抵達臺州府臨?？h牛頭外洋（今三門縣沿赤鄉(xiāng)牛頭門）。當?shù)厝苏`以為是倭寇，暴揍了他們一頓，搶走馬鞍、斗笠等物，并扭送至海門衛(wèi)桃渚所城。經(jīng)過審問，才知并非倭寇，而是我大明藩屬朝鮮國的忠臣孝子。于是護送崔溥經(jīng)由寧波、紹興、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再經(jīng)遼東回國。148天后，全體成員回到朝鮮。

在崔溥離開臨海前，陪同的官兵特意繞道，路過崔溥遭搶的地點，將被土人搶走的馬鞍贈還給他。這讓崔溥由衷感慨江南人心敦厚、風氣柔弱，即使盜寇也有底線，只越貨，不殺人。

當時的朝鮮士人，沒有機會來到江南，這段傳奇經(jīng)歷，崔溥寫成了《漂海錄》，讀過書的人知道，寧波的強盜頭子，在打劫之前，甚至自稱“我是觀音佛，洞見你心”，真可謂“盜亦有道”。

崔溥一行，沿運河北上，經(jīng)過山東武城縣，見河中有尸體漂浮，觸目驚心。陪同人員對崔溥說，大凡中國人心，北方人強悍，南方人柔順，寧波盜賊固然壞，畢竟是江南人，不像北方人，不劫則已，劫必殺人，“今日所見漂尸可知矣”。

南北方的差異，想必給崔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漂海錄》中感慨再三，書末甚至有大段的分析、總結(jié)。本來只是個人的體驗，一經(jīng)概括，籠而統(tǒng)之，活脫脫一副“地圖炮”的模樣。

“地圖炮”，古已有之。南宋時期，人們就認為淮河以南，民風柔弱，不出武人，缺乏好兵源。

寧波東錢湖的南宋勛臣大墓，墓前的石人石馬，雕刻精美。我有位考古學(xué)家朋友，東北人，經(jīng)常拿我這個浙江人開心，孔武有力，虎虎有生氣，南宋后期的武將造型，趨于柔弱，笑容可掬，赳赳武夫竟然也裝斯文。為增強說服力，朋友還引用南宋張端義《貴耳集》的記載：“德壽、孝宗在御時，軾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臺、溫、越人在軾門，其聲皆鮑魚音矣?！薄纤胃咦凇⑿⒆诔膹R堂禮儀，由北方人鎮(zhèn)殿，贊唱傳呼，聲音洪亮，后來改為寧波、臺州、溫州、紹興人，聲細不可聞。

“地圖炮”的邏輯漏洞，在于以偏概全。其實，浙江大地從來不缺乏尚武的傳統(tǒng)。遙想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越人素以彪悍著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垢納污之地”，逐鹿中原，強悍不馴，令人生畏。

回到崔溥《漂海錄》的時代，浙江也多驍勇戰(zhàn)士。明嘉靖年間，戚繼光抗倭的主力部隊，主要由義烏兵和處州（今麗水）兵組成。

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對訓(xùn)練浙江兵源頗有心得。他認為臺州人、溫州人、紹興人，人性伶俐，雖然不是頂級勇敢，但能吃苦，守城扎營，最為合適；處州的礦徒，素習(xí)爭斗，性情彪悍，且守信義，美中不足者，只是韌性不足；金華義烏兵，勇敢、堅強、有血氣，論彪悍，或有不及處州兵，但能進行韌性的戰(zhàn)斗。

這就是戚繼光特別信賴義烏、處州兵的原因。后來，戚繼光由浙江調(diào)任薊州鎮(zhèn)總兵官，鎮(zhèn)守北部邊塞，特意上疏征調(diào)三千浙江兵，守衛(wèi)薊州長城。浙江人的英勇善戰(zhàn)、刻苦耐勞和聰明才智，真是有明一代值得大書特書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