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人提出“西方文明源于中國”“英語源于中國”之說，讓很多人驚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其實，以康熙為首的清代知識分子早就發(fā)現(xiàn)了這個“驚天之秘”，還一本正經(jīng)地做了很多“論證”。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源于中國”只是一些零星見解。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畢達哥拉斯定理，黃宗羲發(fā)現(xiàn)其與中國的“勾三股四弦五之術(shù)”相通，于是認定是西方人“竊”了中國的勾股之術(shù)。

類似說法也見于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方以智認為，西方歷法雖精準，但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只是因后人不爭氣才失傳了，沒想到竟被西方人撿去發(fā)揚光大。王錫闡則稱，西方歷法的創(chuàng)新之處全在我們的舊法當中。

但黃、方、王三人的影響力在當時頗為有限，真正力證“西方文明源于中國”的是康熙。

眾所周知，康熙非常好學，曾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shù)學、地理與天文歷法。不過他并非真對知識本身有興趣，而是帶著強烈的政治目的——折辱漢人知識分子，消滅他們在“學問”方面的心理優(yōu)勢。

因此，康熙召來李光地等人，當著他們的面證明《堯典》之類的古籍是錯的；從教士那里學了天文歷法，轉(zhuǎn)頭就計算河水的流量，也會召集群臣當場示范。

打擊漢人知識分子的同時，康熙又以“西方文明源于中國”之說來打擊傳教士。康熙曾寫過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論》，宣稱西方歷法源于中國，而西方算法全部出自《易經(jīng)》。

康熙負責給結(jié)論，知識分子負責“論證”該結(jié)論的正確性。比如號稱康熙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熱烈歌頌康熙的見解前所未有，然后“全面論證”西方天文學即中國古代的“周髀蓋天之學”，且腦補出了一條“合理”的文明西傳之路。在這場所謂的“論證”中，梅文鼎一再稱自己對康熙的說法佩服得五體投地。

同樣“拜服”的，還有西洋傳教士。康熙御制《數(shù)理精蘊》里說：湯若望、南懷仁這些人很懂歷法和算學，問他們這些學問從何而來，他們都說是從中土流傳過去的。

內(nèi)有“學術(shù)界”的擁護，外有傳教士的認同，“西方文明源于中國”之說遂成康雍乾嘉時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有“創(chuàng)新”。

活躍于嘉慶、道光時代，集學者與官員于一身的阮元，曾宣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哥白尼地動日心說，有可能源自張衡的地動儀；活躍于嘉慶時代的鄒伯奇，則論證得出“西學源于墨子”的結(jié)論。

鄒伯奇的這一“發(fā)現(xiàn)”，俘獲了眾多晚清知識分子的擁護。光緒年間出使西方各國的薛福成，曾認定“泰西耶穌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學、力學與機器船械之學來自《墨子》，連“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與“千里鏡顯微鏡”都不出《墨子》的范圍。此外，薛福成還說，西方的星算之學源自中國的《堯典》《周髀》，西方的火輪船則是仿照中國的“木牛流馬”。

大略同期的馮桂芬、鄭觀應等也均宣揚過類似論調(diào)，并進而認為“師夷長技”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于中國”，沒什么大不了，并不構(gòu)成對華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時代，所謂“西方文明源于中國”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shù)這個層面。進入道咸同光時代，這種論調(diào)開始涉及思想文化。

出使日本的黃遵憲，雖也認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論述的重點已不止于科學技術(shù)——西方講人權(quán)，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講愛鄰居如愛自己，源自墨子的“兼愛”；西方講上帝和靈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出使歐洲的薛福成在日記中宣稱，中國在堯舜時代就是民主制度，西方的學校、醫(yī)院、監(jiān)獄、街道，均有中國“三代以前遺風”，上下議院制度也可在中國古代找到源頭?？傊鞣秸谭病昂嫌谖蚁韧豕始庹摺?，國家都很強盛，反之則亂象頻生。

1895年，嚴復撰寫《救亡決論》，對上述論調(diào)做了辛辣的諷刺。他說，現(xiàn)在有些人自居名流，對西學并不了解，只憑耳聞，再從中國的古書中搜獵相似言辭，就敢說什么“西學皆中土所已有”，實在討厭又可笑。他進而感慨道：“有此種令人嘔噦議論，足見中國民智之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