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清朝人都能夠稱奴才,稱奴才是需要資格的。
不管是漢唐,還是宋明,大臣寫進呈皇帝的奏疏時,都是自稱“臣”。惟獨清王朝是個例外——如果我們?nèi)プx清朝人的奏折,便會發(fā)現(xiàn),他們總是自稱“奴才謹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則趕緊表態(tài)說:“奴才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
稱“臣”與稱“奴才”,意義有什么不同嗎?當然。
有人說,奴才的地位比臣更卑賤。這么說有點望文生義。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清朝人都能夠稱奴才,稱奴才是需要資格的,只有旗人才可以稱奴才,漢臣想要稱奴才都不讓。旗人的地位怎么可能比漢臣更卑賤呢?雖然乾隆皇帝曾說,“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奔捶Q奴才才跟皇上更親近,稱臣則顯得疏遠。怪不得大清臣子要爭先恐后地自稱奴才,以成為皇上的奴才為榮。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奴才的地位其實比臣更尊貴?也不是。試想象一下,一群原來稱臣的官員,爭著稱奴才,難道就是地位更尊貴的表現(xiàn)?清史研究專家杜家驥先生說,清代漢官自稱奴才,是“自賤其身”,往代漢族士大夫的那種廉恥觀念與剛直氣節(jié)在他們身上喪失殆盡。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
清朝旗人自稱的“奴才”為滿語“阿哈”(aha)的音譯。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清人入關之前,阿哈與主人是常見的社會身份均為家奴,包衣隸屬于天潢貴胄、王公貴戚,是皇室、貴族的家臣;旗下家奴隸屬于一般的正身旗人,是法律上的賤民,沒有獨立戶籍。不管是包衣,還是旗奴,他們的家奴身份都是世代相承的。
旗奴在主家面前,自稱奴才。包衣在自己所隸屬的宗室貴族面前,也是自稱奴才。奴才,本質(zhì)就是人身隸屬于另一個人的私民,代表一種人身上的依附關系。
其實,漢語中的“臣”,原本也表示一種人身上的依附關系。在甲骨文中,“臣”如束縛之形,意即“奴虜”。從字義的本源來看,“臣”與“奴仆”是同義的。在甲骨文時代(殷商時期及之前),臣就是奴仆,奴仆就是臣。乾隆皇帝稱“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并非沒有道理。
然而,到了周代,附著原始奴隸部落制度的瓦解,“臣”字已經(jīng)擺脫了原始的意義,不再指奴仆,而是指君主任用來治理國家的官僚?!墩f文解字》稱,“臣,事君者也。”《禮記·禮運》稱,“仕于公曰臣?!?/p>
雖然臣為“事君”之人,理當效忠于君,但經(jīng)過先秦儒家的闡釋,臣并不是君之私仆。君臣關系因而是一種權(quán)利-義務對等的合作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首先要像個君的樣子,臣才有效忠的義務;君若不君,則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義務,“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孔子賦予君臣關系的新內(nèi)涵。
孟子的君臣思想比孔子還要“激進”。他認為,對于異姓之卿來說,“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而對于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意思是說,如果君不君,則臣可批評,如果君不聽,則異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關系,貴戚之卿更是可廢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孟子還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也就是說,經(jīng)由孔孟的闡釋,甲骨文時代的私人性主奴關系已經(jīng)演變成儒家時代的公共性君臣關系。自此,臣應該服從的,與其說是君主,不如說是自己信仰的道,“從道不從君”,用宋人的話來說,“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
雖然秦制建立后,出現(xiàn)了君尊臣卑之趨勢,但歷史皇帝也不能不同意。這個時候,你要是說臣是君的奴仆,宋朝士大夫?qū)幙梢活^撞死。
清朝皇帝要求旗人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是想強調(diào)皇帝與旗人之間,是一種“你屬于我”的主奴關系。漢人爭著自稱奴才,也是想向皇帝表明心跡:我也是您的人哪。
從臣變成奴才,意味著先秦以降的有著“從道不從君”內(nèi)涵的公共性君臣關系,退回到部落文明形態(tài)的強調(diào)人身依附的私人性主奴關系。從甲骨文時代到孔孟時代的千百年文明演進,算是白費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