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清朝人都能夠稱奴才，稱奴才是需要資格的。

不管是漢唐，還是宋明，大臣寫進呈皇帝的奏疏時，都是自稱“臣”。惟獨清王朝是個例外——如果我們?nèi)プx清朝人的奏折，便會發(fā)現(xiàn)，他們總是自稱“奴才謹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則趕緊表態(tài)說：“奴才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

稱“臣”與稱“奴才”，意義有什么不同嗎？當然。

有人說，奴才的地位比臣更卑賤。這么說有點望文生義。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清朝人都能夠稱奴才，稱奴才是需要資格的，只有旗人才可以稱奴才，漢臣想要稱奴才都不讓。旗人的地位怎么可能比漢臣更卑賤呢？雖然乾隆皇帝曾說，“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奔捶Q奴才才跟皇上更親近，稱臣則顯得疏遠。怪不得大清臣子要爭先恐后地自稱奴才，以成為皇上的奴才為榮。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奴才的地位其實比臣更尊貴？也不是。試想象一下，一群原來稱臣的官員，爭著稱奴才，難道就是地位更尊貴的表現(xiàn)？清史研究專家杜家驥先生說，清代漢官自稱奴才，是“自賤其身”，往代漢族士大夫的那種廉恥觀念與剛直氣節(jié)在他們身上喪失殆盡。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

清朝旗人自稱的“奴才”為滿語“阿哈”（aha）的音譯。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清人入關之前，阿哈與主人是常見的社會身份均為家奴，包衣隸屬于天潢貴胄、王公貴戚，是皇室、貴族的家臣；旗下家奴隸屬于一般的正身旗人，是法律上的賤民，沒有獨立戶籍。不管是包衣，還是旗奴，他們的家奴身份都是世代相承的。

旗奴在主家面前，自稱奴才。包衣在自己所隸屬的宗室貴族面前，也是自稱奴才。奴才，本質(zhì)就是人身隸屬于另一個人的私民，代表一種人身上的依附關系。

其實，漢語中的“臣”，原本也表示一種人身上的依附關系。在甲骨文中，“臣”如束縛之形，意即“奴虜”。從字義的本源來看，“臣”與“奴仆”是同義的。在甲骨文時代（殷商時期及之前），臣就是奴仆，奴仆就是臣。乾隆皇帝稱“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并非沒有道理。

然而，到了周代，附著原始奴隸部落制度的瓦解，“臣”字已經(jīng)擺脫了原始的意義，不再指奴仆，而是指君主任用來治理國家的官僚?！墩f文解字》稱，“臣，事君者也。”《禮記·禮運》稱，“仕于公曰臣?！?/p>

雖然臣為“事君”之人，理當效忠于君，但經(jīng)過先秦儒家的闡釋，臣并不是君之私仆。君臣關系因而是一種權(quán)利-義務對等的合作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首先要像個君的樣子，臣才有效忠的義務；君若不君，則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義務，“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孔子賦予君臣關系的新內(nèi)涵。

孟子的君臣思想比孔子還要“激進”。他認為，對于異姓之卿來說，“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而對于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意思是說，如果君不君，則臣可批評，如果君不聽，則異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關系，貴戚之卿更是可廢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孟子還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也就是說，經(jīng)由孔孟的闡釋，甲骨文時代的私人性主奴關系已經(jīng)演變成儒家時代的公共性君臣關系。自此，臣應該服從的，與其說是君主，不如說是自己信仰的道，“從道不從君”，用宋人的話來說，“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

雖然秦制建立后，出現(xiàn)了君尊臣卑之趨勢，但歷史皇帝也不能不同意。這個時候，你要是說臣是君的奴仆，宋朝士大夫?qū)幙梢活^撞死。

清朝皇帝要求旗人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是想強調(diào)皇帝與旗人之間，是一種“你屬于我”的主奴關系。漢人爭著自稱奴才，也是想向皇帝表明心跡：我也是您的人哪。

從臣變成奴才，意味著先秦以降的有著“從道不從君”內(nèi)涵的公共性君臣關系，退回到部落文明形態(tài)的強調(diào)人身依附的私人性主奴關系。從甲骨文時代到孔孟時代的千百年文明演進，算是白費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