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9日(農(nóng)歷2017年6月16日)，伊拉克全面解放IS占據(jù)摩蘇爾。2017年7月的一大國際要聞就是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大本營摩蘇爾被伊拉克政府軍收復。這是否意味伊斯蘭國這個盤踞在伊拉克、敘利亞境內(nèi)長達三年的極端組織已經(jīng)走向終結?伊斯蘭國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原因，和薩達姆政權的倒臺有多大程度的關系?IS恐怖分子數(shù)量龐大，現(xiàn)在都在哪里，政府軍收復失地以后，又將對他們作何處理?本期節(jié)目的嘉賓是伊拉克駐華大使貝爾瓦利。摩蘇爾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人口約150萬，是庫爾德自治區(qū)的政治中心，擁有伊北方最大油田和最大煉油設施。2014年6月10---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占領摩蘇爾，并于同年7月4日在努里大清真寺宣布“建國”，上百萬摩蘇爾居民每天被貧困困擾和被恐懼所籠罩。2017年7月10日，“伊斯蘭國”潰敗，摩蘇爾迎來了全面解放，伊拉克總理阿巴迪稱，這標志著“伊斯蘭國”的終結。2017年7月9日，在這個平淡無奇的周末，各大媒體紛紛發(fā)出快訊：伊拉克總理兼武裝力量總司令海德爾·阿巴迪宣布，政府軍在摩蘇爾戰(zhàn)役中取得勝利。摩蘇爾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占領的第一個主要城市。阿巴迪的這條消息意味著，隨著在摩蘇爾的完全敗退，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控制區(qū)域也僅僅剩下了伊拉克西部的沙漠與鄉(xiāng)村地區(qū)?！澳μK爾”在阿拉伯語中意指“交通要地”，也被譽為“天堂”“綠洲”“北方珍珠”，歷史上摩蘇爾也確實是各個文明的重要交融場所。伊斯蘭文明興起之后，摩蘇爾更是被譽為“貫通東西”的交通重鎮(zhèn)。摩蘇爾城內(nèi)歷史古跡不可計數(shù)，比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領導人在2014年宣布“建國”的大努里清真寺，就是由12世紀控制今天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的贊吉王朝所興建，而曾為贊吉王朝臣子的薩拉丁，后來成功地從十字軍手中收復了圣城耶路撒冷。伊拉克民眾慶祝摩蘇爾全城解放因此對于從伊斯蘭歷史尋求合法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而言，摩蘇爾的意義不僅是一座伊拉克北方大城市，更是其樹立“伊斯蘭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所以摩蘇爾被收復，也就意味著“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合法性受到了重大挑戰(zhàn)。隨著伊拉克政府軍和支持政府的伊拉克各路民兵武裝在戰(zhàn)場上的不斷推進，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被徹底清除似乎指日可待，但是這并不代表著未來將會“一片光明”，而伊拉克真正的挑戰(zhàn)，似乎才剛剛開始。重建的錢從哪兒來?在歡慶軍事勝利的背后，伊拉克首要考慮的議題就是“戰(zhàn)后重建”。根據(jù)伊拉克的官方數(shù)據(jù)，在過去三年的戰(zhàn)爭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給伊拉克帶來的直接經(jīng)濟損失達到360億美元，這些損失主要包括過去多年里“伊斯蘭國”和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對伊拉克境內(nèi)基礎設施和其他政府設施襲擊所造成的損失。除了直接的360億美元損失之外，伊拉克規(guī)劃部長薩勒曼·阿爾·祖買里在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伊拉克重建總共需要大約1000億美元的資金，這其中不僅包括修復被戰(zhàn)火損毀的基礎設施，還要包括難民安置、傷員救治、城市重建和發(fā)展等方面。被炸毀的大努里清真寺無論是360億美元還是1000億美元，對于當前面臨巨大財政赤字的伊拉克來說，僅憑自己的力量顯然無法籌集。在當前世界經(jīng)濟復蘇乏力、國際石油價格長期走低的背景下，伊拉克的財政狀況一直較差。因此伊拉克需要借助國際力量來幫助籌集這筆巨款。在傳統(tǒng)上，伊拉克的“大金主”是海外國家尤其是沙特、科威特和卡塔爾等國。但是在當前海灣國家內(nèi)部分歧嚴重的背景下，出于教派背景和政治現(xiàn)實的考慮，伊拉克不得不在海灣紛爭中對于伊朗“曖昧不清”的卡塔爾表示支持。無論是伊拉克領導層普遍的什葉派背景(比如“伊拉克全國聯(lián)盟”)，還是伊朗在伊拉克境內(nèi)事實上的影響力(比如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就曾經(jīng)說過，在伊拉克，伊朗大使的影響力甚至高于美國總統(tǒng))。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拉克恐怕很難通過國際會議的形式來籌集到來自于傳統(tǒng)海灣國家如沙特、科威特的資金來進行戰(zhàn)后重建。要重建滿目瘡痍的摩蘇爾，資金是第一位的如果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那么可能意味著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來之不易的勝利局面，很可能會被動蕩不安的國內(nèi)局勢所淹沒。畢竟要知道在去年年初，伊拉克國內(nèi)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劇烈的民眾運動，要求阿巴迪政府下臺，民眾不滿的原因除了安全形勢長期未有改變之外，還包括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政治腐敗嚴重，而這些的根本就是伊拉克社會發(fā)展停滯，這樣的局面既是由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影響，也是由于伊拉克2003年戰(zhàn)后特殊的政治和社會裂痕的影響。伊拉克的重建問題更與伊拉克2003年以來國內(nèi)社會發(fā)展不均衡息息相關，比如在伊拉克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興起的西部遜尼派省份安巴爾省，民眾貧困率達到41%，而這一比率遠高于南部什葉派的20%和北部庫爾德人的15%，經(jīng)濟發(fā)展不均衡也實際上成為了“伊斯蘭國”能夠在安巴爾省興起并以此作為伊拉克“大本營”的重要條件。因此如果伊拉克戰(zhàn)后經(jīng)濟重建無法順利開展，那么很可能會點燃伊拉克民眾對于政府的不滿情緒，新一輪的政治和社會動蕩恐怕在所難免。不聽指揮的“什葉派民兵”除了伊拉克缺乏政治重建資金以外，另一個在當下非常敏感的議題就是什葉派民兵武裝“人民動員軍”未來的地位。作為一支由什葉派人員為主的武裝，“人民動員軍”組建于2014年，當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肆虐，而負責伊拉克國內(nèi)安全的伊拉克政府軍孱弱不堪，指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人員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張到了伊拉克東部傳統(tǒng)的什葉派省份。遜尼派、什葉派。您是否看到兩派之間日益加深的隔閡?在此情況下，伊拉克什葉派重要精神領袖西斯塔尼發(fā)布宗教法令(法特瓦)，號召什葉派武裝人員組成軍隊，抗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隨后數(shù)年中，“人民動員軍”在伊拉克抗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不僅成功阻止了該極端組織對伊拉克中部和東部的進攻，還幫助政府軍發(fā)動反擊，并將自己的作戰(zhàn)范圍擴大到北部和西部，兵鋒直指伊拉克—敘利亞邊境。但是，隨著控制地域范圍的擴大，“人民動員軍”成為了伊拉克遜尼派、中央政府和北方庫爾德自治區(qū)的擔憂。作為一支民兵武裝，“人民動員軍”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伊拉克政府武裝之外，其組織基礎一方面基于西斯塔尼通過宗教法令而賦予“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其組織結構則根植于伊朗的影響，尤其是“人民動員軍”各個分支機構的領導人，幾乎都有著伊朗學習和生活背景，其后勤補給、訓練指揮等都得到了來自于伊朗的幫助，伊朗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圣城旅”甚至還以“人民動員軍”的名義直接參戰(zhàn)?！罢埳袢菀姿蜕耠y”，未來如何處理與這支部隊的關系，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伊拉克內(nèi)部的政治穩(wěn)定。而隨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nèi)陷入頹勢，民兵武裝“人民動員軍”的解散似乎也“順理成章”。但是從近期的一系列進展來看，“人民動員軍”似乎要形成一個獨立于伊拉克政府武裝力量之外的軍事團體。一些人民動員軍高層如其發(fā)言人哈希姆·阿爾·穆薩維就在近日表示，人民動員軍下屬派別成立了“戈蘭解放旅”(以敘利亞-以色列爭議地區(qū)戈蘭高地命名)，并稱如果土耳其拒絕撤離在摩蘇爾北部的駐軍，在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被擊敗后，“人民動員軍”將會直接向土耳其軍隊發(fā)動進攻，將其“驅(qū)逐出境”。而在6月份，人民動員軍的秘書長謝赫·阿克拉姆·阿爾·卡埃比更是表示，“人民動員軍”不可能成為伊拉克政府的“玩物”，“不會說讓解散就解散”。伊拉克什葉派精神領袖西斯塔尼盡管很多分析認為，憑借在伊拉克什葉派的威望，如果西斯塔尼發(fā)布命令要求“人民動員軍”解散，那么“人民動員軍”不敢不從。但是事實上在人民動員軍內(nèi)部，一些高級指揮官甚至直接聽命于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nèi)伊，而一些人民動員軍下屬的軍事派別，則派出自己的武裝人員進入敘利亞，幫助敘利亞政府軍同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作戰(zhàn)，這些行為并沒有得到西斯塔尼的授權。此外，如果考慮到西斯塔尼年事已高，且長期與伊朗關系并不算完全融洽，那么未來“人民動員軍”很可能會成為伊拉克的“黎巴嫩真主黨”?！叭嗣駝訂T軍”“獨立”的威脅性，在于將可能沖擊伊拉克原本已經(jīng)十分脆弱的政治和社會平衡。當前伊拉克政府軍、什葉派民兵、庫爾德民兵和遜尼派武裝之所以能夠維持相對的“和睦”，在于有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這樣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隨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式微，原本割裂伊拉克國內(nèi)政治平衡的諸多矛盾又將顯現(xiàn)。比如在伊拉克高層內(nèi)部，阿巴迪仍然面臨來自其他什葉派政治力量的挑戰(zhàn)。前總理馬利基也高呼“拉卡(敘利亞)我們來了；阿勒頗(敘利亞)我們來了；也門，我們來了”這樣的口號，力圖在未來伊拉克局勢中“渾水摸魚”；而“人民動員軍”如果持續(xù)存在且施加影響力，那么將會成為獨立于伊拉克政府軍之外的武裝力量，勢必刺激西部的伊拉克遜尼派，增大遜尼派對于什葉派的不信任感，造成伊拉克社會的更大分裂。伊拉克庫爾德人分裂?另外一個更加敏感和棘手的問題，是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獨立問題。伊拉克國家建立以來，庫爾德人和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一直微妙。在2003年薩達姆政府被推翻之后，庫爾德人的獨立傾向開始蓬勃發(fā)展。庫爾德人不僅在上世紀90年代得以在北部建立事實上的地方秩序，而且在2003年后將這一秩序合法化，甚至通過中央政府來實現(xiàn)自己的地區(qū)自治目標。2014年，伊斯蘭國組織在伊拉克北部攻陷摩蘇爾，使得伊拉克國內(nèi)政治裂隙不斷加深，北部庫爾德自治區(qū)的自主性隨著政府軍的不斷敗退而日益增強。盡管在2014年以前，伊拉克中央政府在諸多問題上，已經(jīng)受到來自庫爾德自治區(qū)的抵制，雙方矛盾頻發(fā)，比如在原油收益、北部原油出口到土耳其、伊拉克議會席位分配等，但是這些矛盾在當時還都處于一種彼此爭執(zhí)的狀態(tài)，雙方并沒有完全決裂。隨著伊斯蘭國組織的擴張，地理上中央政府與庫爾德自治區(qū)的直接聯(lián)系被隔斷，庫爾德人在“自治”和“獨立”問題上的話語權也就越來越大，伊拉克中央政府對于庫爾德自治區(qū)的控制力度逐漸喪失。在2017年初庫爾德自治區(qū)首府埃爾比勒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不少與自治區(qū)領導人巴爾扎尼關系緊密的學者就公開表示，庫爾德自治政府將會在合適的時機謀求獨立。其實庫爾德人早早就開始了獨立的準備，比如在埃爾比勒建立國際機場，以此作為獨立于巴格達的國際通道；在大學、政府和媒體大力推行庫爾德語，將其作為庫爾德自治區(qū)的官方語言；庫爾德自治區(qū)的旗幟隨處可見，而伊拉克國旗則在當?shù)仉y覓蹤跡。今年2月，庫爾德自治區(qū)領導人巴爾扎尼訪問土耳其期間，土耳其官方第一次使用庫爾德旗幟，而不是伊拉克國旗來接待來訪的巴爾扎尼，其接待標準幾乎已經(jīng)等同于“外國元首”；而在3月份，巴爾扎尼更是直接向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達了將要通過“公投”來決定庫爾德是否獨立的愿望，顯示庫爾德獨立愿景的具體化。巴爾扎尼訪問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