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年前的今天，1842年7月24日(農(nóng)歷1842年6月17日)，中國近現(xiàn)代改良主義者鄭觀應出生。鄭觀應(1842.7.24—1922.5)清末維新派代表人物，近現(xiàn)代改良主義者。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xiāng)設帳授徒，并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咸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游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絲樓，并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并對西方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知識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yè)，鄭觀應轉(zhuǎn)任生祥茶棧的通事，并出資合伙經(jīng)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chuàng)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并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于實業(yè)，先后參股于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yè)，并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nèi)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并主張采用機器生產(chǎn)，加快工商業(yè)發(fā)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yè)，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后，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并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于他的內(nèi)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yè)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鄭觀應自薦并經(jīng)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diào)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并謀聯(lián)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后不久，法國艦隊進攻臺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zhàn)，并條陳作戰(zhàn)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臺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臺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于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戰(zhàn)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xiàn)虧損，經(jīng)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fā)現(xiàn)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jīng)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后一案由于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jīng)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余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于香港追索賠款。經(jīng)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nèi)，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于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于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于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xiàn)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于殺青。《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zhàn)敗以后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藥。洋務干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后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tǒng)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利于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苯吡χ鲝埶傩芯髁棧槍η逭谶@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tài)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后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nèi)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并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jiān)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chǎn)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fā)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yǎng)，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yǎng)之規(guī)，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制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y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jīng)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zhàn)”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采用“兵戰(zhàn)”和“商戰(zhàn)”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zhàn)比兵戰(zhàn)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zhàn)，……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fā)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jīng)常閱讀《盛世危言》。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筑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jīng)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并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并整頓條陳》十四條，內(nèi)容涉及到開源節(jié)流及具體經(jīng)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diào)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jīng)營情況，后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zhàn)后，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采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只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占東北后，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于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并上《條陳中日戰(zhàn)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zhàn)爭結束后，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并堅決反對《馬關條約》。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后，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并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xié)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tǒng)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注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托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后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fā)后，鄭觀應自川回滬。民國以后，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