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9年前的今天，1951年8月16日(農(nóng)歷1951年7月14日)，“中國第一幫主”杜月笙在香港病逝。上海灘什么難事只要“杜先生”到場，“閑話一句”，就可解決。!杜月笙杜月笙，原名鏞，字月生，后改月笙，以字行。1888年生，上海人。早年與上海大流氓黃金榮、金廷蓀合辦三鑫公司，任董事長，以販賣鴉片起家。1921年與流氓頭目黃金榮、張嘯林結(jié)拜兄弟，成為上海青幫頭目之一。1927年率領(lǐng)流氓破壞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參加四一二政變，殺害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曾任國民黨政府海陸空總司令部顧問，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上海地方協(xié)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中華實業(yè)信托公司董事長，全國船聯(lián)會理事長，中匯銀行董事長，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華董，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參事。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任國民黨上海市參議會第一任議長，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復興航業(y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利用流氓組織“恒社”勾結(jié)軍統(tǒng)。1949年逃往香港，任新界青山酒店董事，中國航聯(lián)保險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長。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死。杜月笙及門徒張嘯林(左1)在杜家祠堂里延伸閱讀：杜月笙是如何切入上海金融圈的延伸閱讀：杜月笙是如何切入上海金融圈的1928年初，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還在大開賭場(法租界的幾大賭場均由杜月笙保護)，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業(yè)已經(jīng)非常之多。全盛時期，杜月笙擔任董事長的企業(yè)、工廠、單位，就有56個，加上其余常務董事、董事、理事等，更為可觀。初步統(tǒng)計，他叫得上號的本兼各職(當然是正副職務)一共達到一百三十余個。這些轉(zhuǎn)變，是從他靠上南京黨政勢力以后開始的，具體地說，是以1929年中匯銀行開張為起點。漂白出身：中匯銀行財源廣進1928年，杜月笙開始籌備成立中匯銀行，并自任董事長。這是他由以往走私鴉片和經(jīng)營煙館、賭臺等黑社會事業(yè)轉(zhuǎn)向“上流社會”的起點。為什么他想起要辦銀行呢?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謀士錢新之的主意。杜月笙始終不甘于做一個“黑社會老大”。他覺得自己掙了最多的錢，玩了最多的女人，讓所有人都聞風喪膽，但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個他從小可望不可及的風雅上流社會。而要躋身上流社會，盡販賣鴉片總不是辦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另外，杜月笙的場面已經(jīng)做得很大，其經(jīng)濟開支日益膨脹，而隨著他從煙賭兩行逐漸退出，原有的收入大減，盤子有點兜不轉(zhuǎn)了，這時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銀行賬戶。借錢這種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須有幾個正經(jīng)行當可以充充門面，有幾個體面頭銜可以炫耀炫耀。錢新之的建議，就是以銀行業(yè)為起點，改變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使他真正進入上流社會。很快，中匯銀行于1929年正式開張。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筆資金。徐懋棠是英國銀行的買辦，為求得保護，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貫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親徐慶云死后，留下兩千數(shù)百萬的遺產(chǎn)，徐慶云的小老婆們要求與徐懋棠分割財產(chǎn)，徐懋棠當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請杜出面來料理這一樁“家務事”。杜月笙對名門巨戶的桃色糾紛、家族內(nèi)訌或流氓敲詐向來是樂于排憂解難的，因為一則別人請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從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這一樁家產(chǎn)糾紛來說，杜月笙出面，對徐慶云的小老婆們連威逼帶利誘，以50萬元打發(fā)了她們，保住了徐懋棠的千萬家財。徐懋棠既然將杜月笙這尊神請了出來，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進貢”，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F(xiàn)在杜月笙要開銀行，徐懋棠二話不說，出了一筆巨資，成了中匯的大股東。中匯的另一個巨額投資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當時是通匯信托銀行經(jīng)理，也是杜月笙的門生。這兩位出資都比杜月笙多，但他們只是“應招”而來，貢獻出錢財以后，萬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長。據(jù)說，中匯銀行還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來自法國駐滬總領(lǐng)事柯格霖。這位領(lǐng)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腦滿腸肥，將搜刮來的大筆錢財也存入“老搭檔”的銀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露餡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煙賭的攤檔老板無不是腰纏萬貫，杜月笙只要招呼一聲，他們的巨額流動資金都從別的銀行、錢莊轉(zhuǎn)入中匯。當時開張的時候，銀行業(yè)的同行都來捧場，送的“堆花”就頗為可觀(堆花為當時上海銀行同業(yè)中的規(guī)矩，凡有新銀行開張，同業(yè)銀行都要在銀行開幕當天向新銀行存進一筆款，表示道賀，稱為“堆花”)，所以中匯不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于是，杜月笙的銀行一開張，在銀行界就聲名鵲起，憑借這一炮，杜月笙在銀行業(yè)站住了腳。漂白背景：通商銀行政商暗結(jié)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臺柱之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于1897年創(chuàng)辦，可見和北洋勢力淵源深遠)。當時，通商銀行的大權(quán)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夠長遠，當蔣介石的北伐軍已經(jīng)打到長江下游的時候，此君還在到處為北洋軍閥的后起之秀孫傳芳大帥籌措軍費，還組織船隊為孫大帥運送軍隊，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殺氣騰騰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將他通緝，逼得他逃往日本人占領(lǐng)下的大連不敢露面。后來經(jīng)傅筱庵一幫親故的疏通，杜月笙、張嘯林等人出面向國民政府說情，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組董事會，順理成章將杜月笙、張嘯林等增添為董事。1934年，通商銀行花了210萬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層的營業(yè)大廈，以裝飾門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銀行擠兌，銀根抽緊，經(jīng)杜月笙之手將這座大廈以18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宋子文組織的中國建設(shè)銀公司。在這件事上，杜月笙幫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則幫助杜月笙繼續(xù)掌握鴉片市場的控制權(quán)。然而，杜月笙雖然開始只是列名為通商銀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銀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銀行出現(xiàn)了擠兌危機。杜月笙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面維持，設(shè)法借到些現(xiàn)金，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于是，杜月笙便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露出一些真鈔，而究其實，除了露出的真鈔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廢紙。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隨即又于夜間從后門悄悄將這些錢運走，如此反復，擠兌者心態(tài)漸趨平穩(wěn)。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大把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召集煙、賭、娼各界老板開會，要他們不要趕這個熱鬧來添亂子。這些老板們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如此一來，擠兌風潮最終平息下去，危機終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改推杜月笙為董事長，使他取得了通商銀行的控制權(quán)。不過，知情人說，本來這次擠兌風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國民政府的金融勢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們先讓人在銀行存下大筆款項，然后突然提款，讓銀行措手不及(因為銀行大筆資金投在營業(yè)大廈上)，同時警告別的同業(yè)，不要給通商銀行拆借。這樣一來，這銀行的現(xiàn)金自然斷檔，只得上門求杜月笙“排憂解難”?！敖忖忂€需系鈴人”，杜月笙給人家下的套，解起來還不容易?上面說到的通商銀行大廈賤賣的事，就是在這次擠兌風潮中出現(xiàn)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國民政府從建政開始，就在想方設(shè)法控制全國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脈，而杜月笙則和這股勢力合謀，趁機坐大。漂白面子：大達輪船風生水起舊上海形容杜月笙發(fā)跡靠的是“三楊開泰”，指楊度、楊志雄、楊管北這三人做他的謀臣策士。從1931年開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業(yè)，在自己銀行家的頭銜上又摞上頂實業(yè)家的帽子。這一年，由楊管北開路，幫杜月笙打進狀元實業(yè)家張謇和他三哥創(chuàng)辦的大達輪船公司，杜月笙從此成了水運行業(yè)的龍頭之一，很快控制了長江的航運產(chǎn)業(yè)。張氏兄弟以在南通興辦的大生紗廠起家，在清末民初橫踞江蘇一帶，上到總理總統(tǒng)，下到督軍巡按，以及府縣衙門，都得買他們的賬。當杜月笙崛起上海灘的時候，張謇故去，張氏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jīng)破產(chǎn)，張家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張謇的一個獨子張孝若苦苦支撐著幾個企業(yè)，其中盈利還算可以的就是大達輪船公司，因為這個公司壟斷了上海至揚州的蘇北航線。楊管北趁大達公司遇到困難時，設(shè)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購大達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會開會醞釀董事長人選時，杜月笙指使青幫頭目戴步祥率領(lǐng)徒眾搶做大達碼頭的工頭，把原工頭張金奎及徒眾趕出碼頭。雙方發(fā)生械斗，警察局長蔡勁軍親自帶了大批武裝警察彈壓，大達碼頭被封鎖起來，輪船無法裝卸貨物，營業(yè)幾乎癱瘓。在這種僵局之中，雙方反復談判，尤其是與張、杜兩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從中調(diào)解，杜月笙如愿以償擔任董事長，執(zhí)掌了大達公司的管理權(quán)。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任總經(jīng)理，楊管北任董事。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運業(yè)的碼頭，他就要在這個碼頭發(fā)號施令，不肯屈居人后。當時航運業(yè)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蔣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還有他同鄉(xiāng)開辦的平安、達興等公司實力也頗雄厚。他們看到杜月笙插足航運業(yè)，心下當然感到威脅。三北公司、達興公司聯(lián)名申請航行蘇北線，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讓上海航政局長從中作梗，致其通航蘇北的許可證遲遲辦不下來。虞洽卿等據(jù)理力爭，在航運界調(diào)停下終于分到上海至海門、啟東航線?？墒撬麄冇袛[不平的關(guān)系，杜月笙卻能擺平，那就是江上做著“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請出蘇北青幫的頭面人物“高老太爺”高士奎傳話，讓這些洗劫輪船的兄弟“看菜吃飯”，只要是大達公司的船就請高抬貴手，至于其他公司，杜月笙并不干涉。這樣一來，上了杜月笙大達公司的輪船，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險，當然是顧客蜂擁云集。后來，在慘烈的價格戰(zhàn)之后，三北公司競爭不過大達輪船公司，只好轉(zhuǎn)而和大達合營，劃分勢力范圍。杜月笙就此鞏固了其航運業(yè)的地位。漂白地位：面粉行業(yè)頭把交椅當時面粉業(yè)為上海十大行業(yè)之一，利潤豐厚，這使杜月笙生了覬覦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個華豐面粉廠，老板盧少棠嗜賭如命。1931年他在賭場大敗虧輸，迫于無奈宣告要將華豐出賣，杜月笙僅以109萬元的低價將其納入囊中，而實際上，這筆錢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這時正值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解除通緝后從北方回來，為“報答”杜月笙，同意以極低的利率向杜放貸。杜月笙買到華豐面粉廠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長的寶座上。這個位置可制約大江南北數(shù)省的面粉貿(mào)易。當時，在面粉業(yè)交易所掌握實權(quán)的是交易所常務理事榮宗敬及其弟榮德生。榮氏兄弟是無錫人，早在光緒年間就在上海開設(shè)錢莊，并投資于面粉業(yè)。他們開辦的面粉廠，多達幾十家，創(chuàng)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憑一廠之力奪取面粉業(yè)領(lǐng)導寶座，難度甚大，所以必須另出奇謀。王禹卿多年來主管榮家以“福新”為廠號的十個面粉廠，經(jīng)驗豐富，聲望卓著，是榮氏企業(yè)的臺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價將王禹卿從榮氏兄弟手中挖了過來。第二步，打入面粉業(yè)的行業(yè)協(xié)會。當時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有兩派勢力，一派是上海面粉業(yè)公會，一派是蘇浙皖三省面粉業(yè)公會。榮氏兄弟的影響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個得力助手叫楊管北，此人祖上在揚州、高郵一帶曾開設(shè)面粉廠，故此與三省面粉業(yè)公會頗有淵源。適逢1931年國民政府裁撤厘金，改為統(tǒng)稅制，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負擔。杜月笙抓住這一機會，親自跑到三省面粉業(yè)公會活動，為減輕同業(yè)的負擔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團想出一招，寫了一篇致國民黨中央的呈文，請江蘇省政府轉(zhuǎn)呈中央實業(yè)部，要求特準“補助內(nèi)地實業(yè)”，減稅50%。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長張壽鏞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業(yè)部長孔祥熙，也都與杜交情匪淺，“交關(guān)要好”，請他們做個順水人情，不過是“閑話一句”。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級級暢通無阻，最終水到渠成地取得批準。各廠商對杜月笙自是感激不盡。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東大會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榮宗敬等便以其在維護同業(yè)利益上無所作為，受到各方抨擊，而杜月笙則在改選中名列榜首，成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長，楊管北被選為常務理事。漂白身份：上海商業(yè)呼風喚雨杜月笙躋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對上海灘上影響最大的一個華人商界組織——上海市商會的領(lǐng)導權(quán)發(fā)生了興趣。此時擔任會長的是虞洽卿，他其實和杜月笙關(guān)系還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勢力和影響都超過了杜月笙。況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號)不僅從商資歷之深非杜月笙這種十六鋪畢業(yè)的水果行門徒所及，而且蔣介石當年北伐之后東進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筆銀子的，故政壇的水深水淺，他都趟過。這樣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將他拉下馬來，取而代之，一時之間恐難奏效。經(jīng)過再三盤算，他決定將一個可資利用的人選王曉籟作為替身，將其推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王曉籟是浙江嵊縣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關(guān)系較多，被虞洽卿引為心腹。此人還有個外號“多子王”，可以和四川軍閥楊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幾乎“多不勝數(shù)”。一個可能真實的笑話是說，他在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從重慶返滬，進了自家院子，見一小孩在游玩，乃興味盎然地摸著孩子的頭說：“小毛頭真可愛，是誰家的孩子啊?”結(jié)果保姆匆忙跑出來拉著小孩子說：“寶寶，爸爸回來了，快叫爸爸!”杜月笙對“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當時王曉籟有意出任魚市場總經(jīng)理，但不少漁民和魚行經(jīng)紀人對王曉籟并不支持，可見他在社會下層沒有勢力，不能服眾，即使虞洽卿在上層支持他，也無濟于事，乃向虞洽卿請求辭職。無奈之下，當虞洽卿請王曉籟推薦繼任人時，王曾氣憤地說：“杜月笙!”他或許已經(jīng)知道，讓自己塌臺的后臺就是杜月笙。這時的杜月笙并未一鼓作氣換掉王曉籟，倒是轉(zhuǎn)過頭來去拉攏他。杜很暢快地答應讓王曉籟留任，只要王聽話就行。一得一失之間，王曉籟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后便逐步靠攏杜月笙了。此后，杜月笙在魚市場有了股份，被推為董事長。再之后，杜月笙又著手拉攏市商會關(guān)鍵人物之一的駱清華，也無不奏效。眼見得舊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邊，而且跟杜是如膠似漆，關(guān)系比跟自己還火熱，在商場奮斗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涼意，去意漸生。于是，在杜月笙的籌劃和力推下，王曉籟繼任市商會會長。此后，王曉籟對杜月笙更是言聽計從，而上海市商會也就納入了杜月笙影響力之范圍內(nèi)。漂白權(quán)力：上?！包S色工會”調(diào)處有道當時的上海工會有“黃色工會”和“紅色工會”之分，前者控制在國民黨手里，后者則是中共地下黨領(lǐng)導。郵務工會的主席陸京士剛從大學畢業(yè)就投身工運，年輕有為，非常精干，是上海七大黃色工會中很出風頭的一人。杜月笙從別人口中聽到陸京士，非常欣賞，派人去找陸京士，說是杜先生想結(jié)識他，請他得空來一趟杜公館。陸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權(quán)勢熏天的杜月笙青睞，自是驚喜過望，有點受寵若驚，連忙登門拜訪。杜月笙對他大大夸獎了一番，更是讓他感激涕零。于是，陸京士順勢提出拜杜月笙為老師，杜月笙滿口答應連聲說好，這樣，陸京士籠絡了自己一幫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為“老頭子”，這就是所謂的工會“十一股黨”。不久陸京士又拉來一幫人合計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顧嘉棠、金廷蓀等人為“老頭子”，這是“三十九股黨”，他們五十人組成了控制上海工會最大的一幫勢力。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調(diào)解工潮，但次數(shù)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從他的門生朱學范等人掌管工會后，他出面調(diào)解工潮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范圍遍及全上海。當時國民黨的市黨部和社會局往往對市總工會施加壓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資本家對抗，于是工會的朱學范等人就請出杜月笙這尊門神來撐腰。杜月笙出面說話，誰都要賣面子。上海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guān)里都有杜月笙的門生，如市長吳鐵城手下管地方政治問題的王紹齋、出身工運后來到市黨部管工運并在警備司令部當軍法處長的陸京士，和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陳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調(diào)解，當然大家都得給他面子，因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開祠以后，聲勢如日中天，這也和他經(jīng)常出面調(diào)解工潮有關(guān)。因為這些工運領(lǐng)袖每次請杜月笙出面擺平工潮后，總要號召各大單位在各大報上刊登鳴謝杜月笙調(diào)解的啟事，杜月笙覺得很有面子，也就樂得出馬排憂解難。罷工積極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幫會的威脅，只要朱學范請杜月笙出面，總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門銬進警察局，朱學范打著杜月笙的名義從后門將這些人保出來。杜月笙調(diào)解工潮與國民黨黨政機關(guān)的態(tài)度不完全一樣。他好面子，自以為在上海灘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覺得自己說出去的話各方面都應該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場，跟他過不去。所以，朱學范等人組織罷工的時候，事情弄僵了請杜月笙解困，工人這一邊，一般都是扯順風帆，先做一些讓步，給杜月笙面子，這樣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資方給他面子，做出一定讓步。操控術(shù)杜月笙從黑轉(zhuǎn)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總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幫勢力，在經(jīng)濟界、產(chǎn)業(yè)界的各種沖突中以“中間人”“調(diào)解人”進而是“主持人”的身份來“排憂解難”，而這些“憂難”暫時解決之后，卷入糾紛的幾方勢力都發(fā)覺，他們自此再也離不開這位大熱心人“杜先生”了，否則又將事無寧日。杜月笙總是使自己處在三角形的頂角位置，跨在另兩個對立的角上面，安穩(wěn)地建構(gòu)他的權(quán)力金字塔。所以，有沖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灘什么難事只要“杜先生”到場，“閑話一句”，就可解決。沒有沖突的地方，為了能夠打入其勢力，他也會制造出沖突來，再裝模作樣很“公道”地解決。他的解決辦法，總不外乎軟硬兩手，黑白兩道，明暗兩面。軟的不行來硬的，黑的不行來白的，明的不行來暗的，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段中，杜月笙織就了籠罩上海灘，甚至遍布全中國的權(quán)勢網(wǎng)絡，成功地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