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7年前的今天，1913年3月20日(農歷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實際負責主持國民黨黨務工作的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車站刺殺宋教仁，兩天后宋身亡。宋教仁，1882年生，湖南桃源人。1904年2月與黃興、劉揆一等在長沙創(chuàng)立華興會，7月與呂大森、劉靜庵等在武昌組織科學補習所。11月華興會計劃長沙起義，事泄，宋遭通輯，逃亡日本。1905年與友人創(chuàng)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任司法部監(jiān)事長。1906年黃興去安南(今越南)，他代理庶務，主持本部工作。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報》主筆，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曾參加籌備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武昌起義后，赴漢協(xié)助湖北軍政府辦外交。旋又赴寧籌組中央臨時政府。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長。4月，臨時政府北遷，曾任農林總長。8月，他主張通過國會和政黨政治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1913年2月4日，參、眾兩院復選結果，國民黨獲392席，占絕對多數。宋教仁希望以多數黨的地位，成立責任內閣，約束袁世凱專權。在正式國會開會之前，他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演說，為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袁世凱因為宋教仁的活動，危及他的獨裁統(tǒng)治，于是派人刺殺了他。被刺身亡的宋教仁先生延伸閱讀：宋教仁之死——揭開民初的政治亂象延伸閱讀：宋教仁之死——揭開民初的政治亂象宋教仁入殮時所拍的赤身遺照。拍照時黃興主張讓宋衣冠整齊，范鶴仙則認為不可不留一歷史性的照片，必須把赤身傷痕也拍攝出來。1913年3月20日22時45分，上海滬寧車站的一聲槍響，國民黨黨魁宋教仁遇刺身亡，此時，他率領的國民黨在當年的國會大選中大獲全勝，宋教仁即將成為入京組閣的內閣總理，他主張在中國實行的議會政治、民主憲政，在一百年前，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了。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凱與革命黨撕開了共和的面具，民初的政治亂象從此開始。今年，是宋教仁遇刺100周年，學界與媒體迎來了紀念和研討的高潮，熱點不僅集中在誰是刺宋的真正兇手，更在于宋案對于這一百年來的政治影響。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對于宋教仁遇刺，大家都樂意去推斷、去假設。近期面世的宋教仁與民國政治的研究新著，僅有張曉波的《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此書是從宋教仁遇刺入手，剖析民初的政治亂象，雖然沒有進一步剖析宋案對后來一百年的政治影響，但已經做了一個理解的開端。100年前，宋教仁在滬寧車站遇刺。而立之年，賁志以歿。作為民國的締造者之一，鼓吹責任內閣制的政治家，宋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辛亥南北大妥協(xié)最終失敗。這樣一個視角，也是張曉波新著《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一書的中心論述。嚴格來說，這本書并不能被稱為一本“宋教仁傳”，它很不符合歷史傳記的體例，甚至本書的中心章節(jié)(《革命內部的領導權之爭》與《惰性軍事集團的開始》)，與宋教仁沒有特別大的關系。作者的用意，旨在以宋教仁來帶動對于“長時段辛亥革命”的總體評論，解析民初制度建設與政治實權派(北洋、國民黨與立憲派)之間的調和與沖突。兇手：袁世凱難逃干系正是這樣一種問題意識，《民國的開端》采用的是倒敘結構。這本書的第一章(《幫會、政客與民初政治生態(tài)：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解析的就是宋教仁案。通過對于刺宋案的分析，作者力圖給出民初一個大的背景，在一個幫會、游民、政治密探、選舉爭奪的歷史圖景上，各派力量緊張對峙。宋之死，只不過是將這種對峙公開化了。宋遇刺，是民國第一大案，也是百年懸案，到底誰刺殺了宋教仁，至今莫衷一是。作者對于應夔丞(青幫大佬、刺宋主兇)與洪述祖(應夔丞北京聯系人)之間密電的考證，認為刺宋一案，北洋系難以脫離干系。但作者也沒有給宋案下一個究竟誰主使的結論，提供了三種可能性：一，袁世凱授意；2，袁世凱默許，但未下達明確的指令；3，洪述祖揣摩袁世凱的意思。這三種可能性中哪一種最大?袁世凱是否下達命令，屬于袁世凱與洪述祖二人獨對，不可能有明確的史料來說明。應夔丞與洪述祖密電中，“毀宋酬勛位”一句，相當關鍵。作者認為，洪述祖用“勛位”誘導應夔丞刺宋。而“毀”字多有歧義，在此不能解釋為“毀謗”，而應解釋為“殺宋”。因為洪述祖的信息，是傳達給殺人越貨的青幫大佬的，并不是一個書生，長于玩文字游戲。再有，“酬勛位”是要得到總統(tǒng)(袁世凱)首肯的事情。所以刺宋行為，是極有可能得到袁世凱默許。宋教仁追溯：開端注定了亂局刺宋案的結局，是一連串的蝴蝶效應，最終導致二次革命，民國破裂。這并不是“開端”，而是“結束”。循此邏輯，要追溯“民國的開端”，就要往辛亥革命乃至于更早時間中去解析。本書第二、第三兩章，回顧宋教仁辛亥革命之前的生平，重點則放在了清末政治思潮與同盟會內部紛爭之上，意在說明，被認為構造民國的革命黨人，實則也是在內部爭端中聯合、分裂，由此造成的一個結果，是辛亥革命根本沒有核心領導力量。1912年2月清帝遜位，中國的政治版圖上，多重實力派總算勉強捏合到一起，南北兩個政府“統(tǒng)一”到了一起。北洋集團，掙脫出了傳統(tǒng)政治的藩籬，從一個前清的軍事集團一躍為軍政集團。但北洋集團并無對“政體信仰”的堅持，其目的在于如何更合理地處理清廷。這就是作者提出的本書最關鍵性的命題——“惰性軍政集團”的崛起。尾聲：天下從此大亂北洋系進入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這個集團本身對政體制度框架不感興趣，更不熟悉現代選舉制度。一如所有的軍閥，控制軍隊始終是軍閥得以存續(xù)下去的保證。辛亥年的政治變化將該集團提升至了現代國家政權操控者，而其封建軍事集團的底色又與現代國家領導者的角色格格不入。由此，它成了民國前十七年政壇上“人格分裂”的主角。1913年，以宋教仁為代表的走完全政黨內閣路線的國民黨一派，希望通過議會-內閣框架來框住最大的實力派北洋集團。但現實的政治，并沒有那么多理想主義色彩。1913年，宋教仁遇刺上海滬寧車站，大決裂的幕布，終于拉開了。民國的開端，是為民國的尾聲。天下從此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