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三載（754），七十歲的李隆基志得意滿地俯視著他的盛世。這一年，帝國的戶口統(tǒng)計結(jié)果為五千二百八十八萬零四百八十八人，達到了有唐一代的最高峰。從數(shù)據(jù)上而言，天寶盛世已然超越了開元盛世。

李隆基對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相比李林甫時代，李隆基又老了幾歲，無論是主觀上的倦政情緒，還是客觀上的精力衰退，他都不可能孜孜求治、事必躬親。但倦政絕不等于放棄權(quán)力，也不等于無為而治，李隆基也試圖在超脫于日常政治與掌控核心權(quán)力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以此而言，“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并不是李隆基一時心血來潮之語，而可以理解為他著眼于天寶時代后期而精心設計的政治架構(gòu)。

在這一政治架構(gòu)下，右相楊國忠作為朝廷中樞的權(quán)力代表與邊將掌控的藩鎮(zhèn)軍事集團互相制衡；而在邊將這里，盡管東平郡王安祿山的東北邊防軍是帝國實力最強的軍事集團，但以西平郡王哥舒翰為首的西北邊防軍作為唐帝國第二大軍事集團，也可以牽制安祿山。

因此，作為天寶后期李隆基的兩大寵臣，楊國忠和安祿山的激烈政治斗爭固然是爭權(quán)奪利之舉，但背后也貫徹了李隆基互相制衡的政治意志。

安祿山的東北邊防軍是天寶末年唐帝國的第一大軍事集團，在天下總共四十九萬人的邊軍兵力中，安祿山一家就有十八萬三千九百人。這對唐帝國構(gòu)成了某種隱患，但楊國忠更警惕的是安祿山對他右相之位的威脅。對此，楊國忠做了三方面的政治布局。

第一，反復預言安祿山必反。楊國忠從天寶十二載一直預言到天寶十四載，將李隆基從付之一笑說到半信半疑。楊國忠絕不算什么吹哨人，他的預言更多是為個人權(quán)位所計，與其說防的是安祿山造反，不如說防的是安祿山入相。甚至可以說，安祿山某種程度上是被楊國忠“逼反”的。當安祿山起兵的消息傳入長安時，楊國忠甚至荒誕地有些“我早說了吧”的得意感，卻不知死期將近。

第二，聯(lián)手哥舒翰反制安祿山。哥舒翰的西北邊防軍是僅次于安祿山所部的第二大軍事集團，同為胡人邊將的哥舒翰與安祿山又是武人相輕的政敵，是楊國忠天然的戰(zhàn)略盟友。

第三，經(jīng)營大本營劍南（蜀地）。為了在劍南建立軍功以增強自己的軍政地位，楊國忠先后在天寶十載和天寶十三載策動了征伐南詔之戰(zhàn)，但兩次均遭慘敗，不僅沒有得到他希冀已久的軍功，反而損失了本可用于參與平定安史之亂的“楊家軍”，放大了楊國忠的軍權(quán)劣勢。

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最后一次到長安覲見。這讓預言家楊國忠在李隆基面前大失顏面。上一年年末，楊國忠慫恿李隆基召安祿山入朝，他自負地認為，安祿山作亂在即，必不敢來。但安祿山應詔來了。他在華清宮對著李隆基泣不成聲：“臣一個胡人，陛下寵擢至此，以至于楊國忠視我為大敵，隨時可能置我于死地?！?/p>

李隆基消了猜疑之意，又動了惻隱之心，此后一年多，無論是來自楊國忠還是太子李亨的“安祿山必反論”，他都置之不理。李隆基還一度想給安祿山解決他念茲在茲多年的宰相之位。但楊國忠從中作梗，以“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為由打消了李隆基的念頭，李隆基只好象征性地封了安祿山一個左仆射。

安祿山大失所望，他隱約知道，自己與宰相這個位子已經(jīng)擦肩而過，永無再見的可能了。很有可能，安祿山就是在此刻徹底堅定了起兵稱帝的決心。

拜相無望不僅封死了他的權(quán)位上升路徑，也表明他已經(jīng)輸?shù)袅诉@場與楊國忠爭奪李隆基寵信的戰(zhàn)爭，后續(xù)來自楊國忠的政治傾軋將一波強似一波，直至吞沒他的東北三鎮(zhèn)。

此后，安祿山開始緊鑼密鼓為起兵做最后的準備。第一步是，安祿山主動向李隆基請纓掌管全國軍馬最高管理、兩千多名中郎將。

安祿山這兩大起兵部署，之所以得到李隆基的痛快允準，除了信任以外，多少也是李隆基對安祿山拜相不成的補償。到了天寶十四載，唐帝國東北部已是戰(zhàn)云密布，似乎只有李隆基一人仍渾然不覺，或者說，他已經(jīng)陷入了某種現(xiàn)實扭曲力場。裝睡也好，真睡也好，皇帝拒絕進入真實世界。但凡再有人聲稱安祿山謀反，李隆基就直接把這人綁了，送到范陽交由安祿山全權(quán)處置。

天寶十四載二月，安祿山派遣副將何千年入朝，要求以蕃將三十二人取代漢將，李隆基不假思索地準奏了。安祿山完成了他的軍隊高層中的“胡人化”迭代——這些人只知大帥不知朝廷。前一年剛剛在楊國忠力薦下升任左相的韋見素斷定，這次大舉換將標志著“其反明矣”，力諫駁回安祿山所請，惹得李隆基極為不悅，連一向是反安急先鋒的楊國忠都嚇得“逡巡不敢言”。

為了向李隆基驗證自己的預言正確，想要快速“逼反”安祿山，是楊國忠做的最顢頇、最缺乏大局觀的一件事。他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安祿山的軍事實力，更預料不到日后的棄長安和馬嵬驛之變。在楊國忠看來，安祿山起兵之際就是身敗名裂之時，不怕他謀反，就怕他不反。

四五月間，楊國忠在未掌握任何實質(zhì)性證據(jù)的情況下，讓京兆尹派人搜查安祿山的長安大宅。雖然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謀反物證，還是逮捕了安祿山的幾個門客，送到御史臺大獄，問不出話便打死在獄中。安祿山“質(zhì)押”在長安的長子安慶宗將這個消息密報給安祿山，安祿山憂懼失色，加快了起兵的進程。六月，宗室之女榮義郡主被賜婚于安慶宗，李隆基下詔讓安祿山進京觀禮——這可是親兒子的婚禮，安祿山竟稱病不至，李隆基也就聽之任之了。

一個月后，安祿山上表朝廷，請求獻馬三千匹，每匹馬配兩個馬夫，共六千人，由二十二個蕃將率領入長安。這哪里是什么送馬，這是大唐版的特洛伊木馬，怎么看都很像輕騎奇襲長安的意思。李隆基終于有所醒悟，“始有疑祿山之意”，婉拒了送馬之議。此刻，離安祿山起兵只有四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