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1860)初,清軍江南大營再被太平軍一舉擊潰,蘇、浙的形勢萬分危急,朝廷連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國藩率部救援,并授予其兩江總督實職。為配合朝廷援蘇、援浙的要求,曾國藩把湘軍大本營從安徽宿松搬到皖、浙、贛三省交界處的祁門縣,李鴻章卻大不以為然。他說,那個地方像個鍋底,兵家把這樣的地方稱為絕地,如果把大營建在這里,等于自尋死路,從戰(zhàn)略上看十分危險,必須趕緊離開。曾國藩不從,李鴻章再三陳說。受李鴻章移軍思想的影響,湘軍上下要求曾國藩移師的呼聲日漸高漲。
曾國藩執(zhí)意駐守祁門,主要由下列因素促成:
一是曾國藩認(rèn)為,祁門地連皖、浙、贛三省,皖南東部又與江蘇接壤,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不僅可阻太平軍由浙、贛兩省進(jìn)援安慶之路,力保湘軍糧餉重地江西、湖北以及老家湖南的安全,而且將來可為進(jìn)兵蘇南張本。二是曾國藩有意做給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堅決執(zhí)行朝廷命令的態(tài)度。三是曾國藩認(rèn)為,當(dāng)此“軍心動搖之際”,大營一旦移動,勢將造成軍民紛亂,出現(xiàn)大潰局面,還不如暫時固守祁門,“以待事機(jī)之轉(zhuǎn)”。
也就是說,李鴻章建議移軍完全著眼于軍事,曾國藩死守祁門則是兼顧政治。在曾國藩看來,軍事當(dāng)然必須服從政治。正因如此,所以不管什么人勸他移軍,他都固執(zhí)不聽,說得多了,說不定還會被他嘲笑一頓。
受到曾國藩嘲笑還算客氣。有一次,李鴻章再勸曾國藩移軍,曾國藩居然十分氣憤地公開聲稱說:“各位要是膽小怕事,都離開好了!”
不久,李鴻章果然因為反對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一事而負(fù)氣出走。
李鴻章雖然離開了曾國藩幕府,但并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lián)系,他多次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胡林翼不僅支持李鴻章的主張,而且說李“頗識時務(wù)”。
緊接著,曾國荃也從安慶前線派人送來一封“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的信件,用近乎哀求的口氣請大哥迅速移軍東流或建德。
更讓曾國藩動心的是,在太平軍攻擊之下,祁門大營危如累卵,一日數(shù)險,有一次太平軍前鋒距祁門大營僅有十八里,形勢岌岌可危,在祁門坐以待斃的曾國藩再次遺囑后事。全軍瀕于瓦解之際,曾國藩身邊人員“凡前言祁門可屯者”,此時也“皆更請國藩亟去”。
曾國藩這才下定決心,將兩江總督衙門從祁門山區(qū)搬到長江邊上的東流(位于安徽省東至縣長江南岸),并對李鴻章高超的戰(zhàn)略眼光殊為欣賞。
“祁門移軍”之爭產(chǎn)生的裂痕尚未彌合,李鴻章與曾國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元度是曾國藩的老秘書。早在曾國藩奉命回鄉(xiāng)辦團(tuán)練時,在湖南做教諭的李元度就加入了曾國藩幕府,參贊軍務(wù),患難相從。在曾國藩眾多幕僚中,除劉蓉、郭嵩燾這些老朋友外,就數(shù)李元度資歷最老了。尤其是在湘軍最初屢打敗仗,曾國藩幾次被人“打落門齒”之時,劉蓉、郭嵩燾等人都不肯出來相助,勉強(qiáng)拉出來后也很快借口離去,王闿運(yùn)《題銅官感舊圖》所寫“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左宗棠)狂笑罵豬耶”,指的就是此事,唯有李元度忠心耿耿,不離不棄,與曾國藩同甘共苦度過了七八年艱難歲月。李元度的忠誠和支持,無疑比金子還珍貴,對事業(yè)初創(chuàng)時期的曾國藩實在太重要了。
然而,李元度擅長文筆卻缺乏軍事本領(lǐng),曾國藩也深知其并非統(tǒng)軍之才,只因自己私情薦舉,李元度才被任命為徽寧池太廣道即皖南道道員,領(lǐng)兵駐防徽州(今安徽省歙縣)。
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軍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門大營的大門。在太平軍進(jìn)攻的時候,李元度違反曾國藩堅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戰(zhàn),結(jié)果一觸即潰,徽州陷落,大門洞開,湘軍大本營祁門因此喪失防守的前哨陣地,直接暴露在太平軍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