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長汀試院內(nèi)的那間小屋,曾經(jīng)囚禁過一個高貴的靈魂。我輕輕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著當年瞿秋白伏案書寫的情形——他凝神而思,應(yīng)該不是奮筆疾書,而是從容不迫地書寫著,這是他全部筆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書寫,當然,也是最后一次。
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話》。
把壓抑多年的心曲傾訴過后,他感到一身輕松,無比痛快。幾天后,他神態(tài)自若、甚至帶著幾分瀟灑,走向了刑場。在途經(jīng)中山公園涼亭時,他昔日的學(xué)生、今日的“對手”宋希濂備下酒菜,想最后一次勸誘瞿秋白“回頭”。瞿秋白淡淡地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敝灰娝麣舛ㄉ耖e地自斟自飲。飲罷,走到一處坡地,環(huán)顧四圍,說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塊青石,盤腿而坐,飲彈就義。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時只有36歲。瞿秋白以異常的清醒和冷靜,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種種不足,他條分縷析地寫下自己種種不會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寫下了自己種種沒做到、沒做好、沒做成的事情。
這個年輕的文人,可以把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翻譯得“信達雅”,可以把《國際歌》率先介紹到自己的祖國,可以在理論上為新生的共產(chǎn)黨提供豐富而銳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編《新青年》《前鋒》《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參與編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guān)報《向?qū)А贰?/p>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黨舉行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首次“亮劍”;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wù),代之以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那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勇敢地高舉起武裝斗爭的旗幟;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并被委派去組織秋收暴動……
瞿秋白終究是一個文人——這是他在臨終之時對自己一生的“定位”。他在《多余的話》中雖歷數(shù)自己一生的種種可笑可嘆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卻對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幾分自許甚至幾分欣慰。
事實上,在瞿秋白最緊張最繁忙的歲月,他依然會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學(xué)問題——“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xiàn)代文學(xué)以及文學(xué)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shù)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shù)較少。”
瞿秋白離開黨中央領(lǐng)導(dǎo)崗位后,曾一度擔任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教育事業(yè)非常上心,他寫道:“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qū),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辦義務(wù)小學(xué)校,開辦幾個師范學(xué)校,這些都做了?!?/p>
這也就意味著,他終于部分地實現(xiàn)了自己當教員、辦教育的夢想。對此,他頗為欣悅地寫道,“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愿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p>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黨的委派,與魯迅先生一道謀劃和領(lǐng)導(dǎo)“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工作,這或許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緣”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卻在文學(xué)上“得意”的寶貴時光。
他們之間雖年齡差距甚大,但卻心心相印,無話不談。就在他返回蘇區(qū)之前,一直是在魯迅先生家里躲避著敵人的追捕,朝夕相處半年時光——那是一段多么難忘的時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边@是魯迅先生寫給他的對聯(lián)——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紀念館里見到了這副對聯(lián)的真跡,這才發(fā)現(xiàn)魯迅寫的上下款都用了筆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懷,這是同為革命家的兩個文人,惺惺相惜、肝膽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摯的心靈告白!
在臨終之際,他寧可把自己所有的缺點、毛病、錯誤乃至他自稱的“罪過”,統(tǒng)統(tǒng)剖開給世人看,也不愿“枉拋心力做英雄”——他說:“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jié)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睆墓胖两瘢姓l曾在訣別生命之時,寫下過如此襟懷坦蕩、無虛無矯的文字?有誰能做到如此真誠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隱秘?又有誰能如此毫無懼色、無遮無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靈魂呈交給歷史的祭壇,聽任時人、世人和后人的評判?
這就是文人的品節(jié),這才叫文人的風(fēng)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