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長汀試院內(nèi)的那間小屋，曾經(jīng)囚禁過一個高貴的靈魂。我輕輕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著當年瞿秋白伏案書寫的情形——他凝神而思，應(yīng)該不是奮筆疾書，而是從容不迫地書寫著，這是他全部筆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書寫，當然，也是最后一次。

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話》。

把壓抑多年的心曲傾訴過后，他感到一身輕松，無比痛快。幾天后，他神態(tài)自若、甚至帶著幾分瀟灑，走向了刑場。在途經(jīng)中山公園涼亭時，他昔日的學(xué)生、今日的“對手”宋希濂備下酒菜，想最后一次勸誘瞿秋白“回頭”。瞿秋白淡淡地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敝灰娝麣舛ㄉ耖e地自斟自飲。飲罷，走到一處坡地，環(huán)顧四圍，說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塊青石，盤腿而坐，飲彈就義。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時只有36歲。瞿秋白以異常的清醒和冷靜，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種種不足，他條分縷析地寫下自己種種不會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寫下了自己種種沒做到、沒做好、沒做成的事情。

這個年輕的文人，可以把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翻譯得“信達雅”，可以把《國際歌》率先介紹到自己的祖國，可以在理論上為新生的共產(chǎn)黨提供豐富而銳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編《新青年》《前鋒》《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參與編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guān)報《向?qū)А贰?/p>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黨舉行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首次“亮劍”；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wù)，代之以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那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勇敢地高舉起武裝斗爭的旗幟；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并被委派去組織秋收暴動……

瞿秋白終究是一個文人——這是他在臨終之時對自己一生的“定位”。他在《多余的話》中雖歷數(shù)自己一生的種種可笑可嘆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卻對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幾分自許甚至幾分欣慰。

事實上，在瞿秋白最緊張最繁忙的歲月，他依然會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學(xué)問題——“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xiàn)代文學(xué)以及文學(xué)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shù)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shù)較少。”

瞿秋白離開黨中央領(lǐng)導(dǎo)崗位后，曾一度擔任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教育事業(yè)非常上心，他寫道：“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qū)，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辦義務(wù)小學(xué)校，開辦幾個師范學(xué)校，這些都做了?！?/p>

這也就意味著，他終于部分地實現(xiàn)了自己當教員、辦教育的夢想。對此，他頗為欣悅地寫道，“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愿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p>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黨的委派，與魯迅先生一道謀劃和領(lǐng)導(dǎo)“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工作，這或許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緣”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卻在文學(xué)上“得意”的寶貴時光。

他們之間雖年齡差距甚大，但卻心心相印，無話不談。就在他返回蘇區(qū)之前，一直是在魯迅先生家里躲避著敵人的追捕，朝夕相處半年時光——那是一段多么難忘的時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边@是魯迅先生寫給他的對聯(lián)——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紀念館里見到了這副對聯(lián)的真跡，這才發(fā)現(xiàn)魯迅寫的上下款都用了筆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懷，這是同為革命家的兩個文人，惺惺相惜、肝膽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摯的心靈告白！

在臨終之際，他寧可把自己所有的缺點、毛病、錯誤乃至他自稱的“罪過”，統(tǒng)統(tǒng)剖開給世人看，也不愿“枉拋心力做英雄”——他說：“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jié)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睆墓胖两瘢姓l曾在訣別生命之時，寫下過如此襟懷坦蕩、無虛無矯的文字？有誰能做到如此真誠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隱秘？又有誰能如此毫無懼色、無遮無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靈魂呈交給歷史的祭壇，聽任時人、世人和后人的評判？

這就是文人的品節(jié)，這才叫文人的風(fēng)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