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司指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刑部受理天下案件，都察院糾察犯法官吏，大理寺駁令改正。

  太祖曾說：“凡有大案，應當由我親自審訊，以防止捏造誣陷羅織罪名的弊害。”所以當時重要案件多由皇帝親自審訊，不委托法司辦理。

  洪武十四年，太祖侖令刑部聽取訴訟雙方的證詞，議定處理辦法，然后上奏。

  呈奏之后，抄錄圣旨數(shù)份，分送四輔官、諫院官和給事中，復核無異之后，再上奏施行。

  遇到疑案，，則四輔官加封駁回。

  遇了一年，撤銷四輔官之職，于是下令議案之事全部歸于三法司。

  十六年，皇帝命令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天到十天的三審五覆奏之法。

  十七年，建三法司官署于太平門外鐘山之北，取名叫貫城。

  太祖下詔說：“貫穿七星如同串連珍珠，環(huán)繞成象名叫天牢。

  天牢中部空虛則表明刑罰平正，官吏沒有徇私枉法，所以獄中沒有囚犯；貫內(nèi)空間有星甚或有幾顆，則表明刑罰繁苛，刑官不稱職；有星而明亮，就是有無辜的貴人身陷囹圄。

  現(xiàn)在模仿天道設置法司，你等諸法司要各慎其職，按天道行事，讓天牢中空，希望不負朕造作之意?！庇钟栔I法司官：“布政和按察司所擬定的刑名，其中若有人命要案，一律上奏轉(zhuǎn)達刑部和都察院考察，然后大理寺詳細擬定處理辦法。

  將此寫成詔令?！毙滩坑惺齻€清吏司，審理各布政司的刑事案件，而陵園護衛(wèi)、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諸官曹和兩京州郡官員，也分屬各司。

  按察司全名為提刑按察使司，算是京城之外的法司，有副使、愈事作輔助官，分別審理各府縣的事務。

  在京城，判處笞刑以上的罪，都由刑部議定。

  洪武初年判案，鞭笞五十下的由縣里判決，杖八十下的由州襄判決，杖罰一百下的由府里判決，判苦役以上將審訊結(jié)果呈送行省。

  文書轉(zhuǎn)呈駁回的程序繁復而賄賂風行。

  皇帝于是下令中書省和御史臺詳加審定案件，將各司每月上報改為每季上報案件，以每季上報的案例，按類分為每年上報。

  凡是府州縣的一切輕重罪犯，都依法判決。

  違律枉法的官吏，由御史和按察司糾察檢舉。

  到二十六年定下制度，布政司及直隸的府州縣，笞杖之罪就地判決行刑；苦役、流放、遷徙、充軍和雜犯死罪之人押解到刑部，審查登錄后下面再執(zhí)行。

  死囚犯的罪名上呈刑部，詳細復議認為合律的，待大理寺復核，認為公正，將其收進監(jiān)獄等候處決。

  那些要立即處決的重罪犯，上報批準，即奏請派官員前往行刑。

  案情不明或判決失當?shù)?，大理寺駁回改正，如果重審后上報駁回三次，而仍舊改擬不當，將主持審訊的官吏上奏彈劾問罪，叫做照駁。

  如果疑案消除，判定罪名，囚犯翻供，則改調(diào)剄別的衙門審判。

  如果兩次翻供不服，則將材料全部上奏，會同九卿審訊，叫做圓審。

  到三四次審訊后還不服，然后請求皇帝下旨裁決。

  垂統(tǒng)四年，對直隸省內(nèi)判決遣送的制度稍加變革，苦役流放就地判決遣送，判死罪則上奏。

  成化五年，南大理評事張鈕說：“南京的法司多用嚴刑，強迫囚徒自誣服罪，那些被糾察的案例也不過祇是改正，宣布無罪，這與法律旨意很不相合?！被实垡虼讼略t大理寺參驗復審刑部制度。

  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鎏說：“刑部罪犯送到大理寺，寺官祇應當駁正錯案，不應當用刑?！贝罄砬錀钍仉S回答：“刑具是永樂年間設置的，不可廢棄。”皇帝認為他說得對。

  會同諸官審訊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

  當初制度，有大案一定由皇帝親審。

  十四年，又命令法司判罪，按照法律進行，然后上奏，由翰林院、給事中和春坊正字、司直郎會同復議，認為公允，再批覆奏議判決。

  至此設置政平和訟理兩面旗施，審訊罪囚宣布罪行。

  皇帝詔諭刑部說：“從現(xiàn)在起，判決罪囚只有武臣和死罪由朕親自審問，其余罪犯都將其所犯之罪奏上，然后將犯人引到承天門外，叫行人官拿著訟理施，向罪囚傳達圣旨；對無罪應予釋放的，則舉著政平施，宣布皇帝的恩德而釋放。”接下去又命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和詹事府，偶爾還有駙馬到場聽訟，把受冤枉的記下來，將實情上奏。

  沒有冤屈的犯死罪以下都按律論罪，各種雜犯準許贖罪。

  永樂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員領著法司所判的囚犯赴承天門外，行人拿著符節(jié)傳達圣旨，會同府、部、通政司和六科等官員審核記錄案情，就像洪武時的制度一樣。

  十七年，皇帝下令，把京城以外的死囚重罪犯，一律帶到京城審核記錄案情。

  仁宗時特別下令內(nèi)閣學士會審重罪犯，案情可疑的再審一次。

  宣德三年上奏重罪犯，皇帝下令多方官員復審，說：“古代斷案，一定要咨詢?nèi)徘?，以便符合最公道，重視小民性命?/p>

  你們前去共同復謇，不要讓人枉死?！庇珡堓o等返回上奏，申訴冤情的囚徒有五十六人，皇帝命令法司重新調(diào)查核實，并引以為深戒。

  天順三年，皇帝下令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會同公、侯、伯會審重罪犯，叫做朝審。

  后來歷朝都奉行此制。

  成化十七年，命令司禮太監(jiān)一名，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員，在大理寺復審罪案，叫做大審。

  南京便命令內(nèi)守備實行。

  從此定下制度，每五年便舉行-次大審。

  起初，成祖制定熱審制度，英宗特令實行朝審，到現(xiàn)在又有大審，大審后定為可憐憫、可懷疑的便釋放，曾一度比熱審時翻倍。

  內(nèi)閣參與審案一事，從憲宗時廢除，到隆慶元年，高拱又推行。

  按舊例，朝審時由吏部尚書執(zhí)筆，是高拱當時正好兼任吏部尚書的緣故。

  到萬歷二十六年朝審時，吏部尚書空缺，讓戶部尚書楊俊民主持。

  三十二年又缺，讓戶部尚書趟世卿主持。

  崇禎十五年，命令首輔周延儒和三法司清理拖延日久的案子，說是出于皇上特旨。

  大審，從萬歷二十九年曠廢不再舉行，四十四年纔恢復實行。

  熱審開始于永樂二年，祇判決遣發(fā)輕罪犯，命令罪人出獄聽候?qū)徖矶选?/p>

  不久就擴大到判處苦役和流放以下的罪。

  宣德二年五、六、七月，皇帝接連訓諭三法司抄錄在押囚徒的罪狀呈上，共判決遣發(fā)二千八百余人。

  七年二月，皇帝親自審閱法司所上奏的囚犯罪狀，判決遣發(fā)一千余人。

  交納錢財贖罪，堿等處理罪犯，春審從此開始。

  六月，又因為天氣暑熱，皇帝下令除實犯死罪以外的犯人，一律及早發(fā)配，并且迅速傳旨訓諭京城和各地官署都照此辦理。

  成化年問，熱審開始有了重罪可憐可疑、輕罪減等、戴枷示眾贖罪釋放等規(guī)定。

  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書楊守隨說：“每年熟審規(guī)定，只在北京施行而不在南京施行。

  五年一次復審的規(guī)定，北京施行，而外地不施行。

  現(xiàn)在宜推行到南京，凡復審罪囚都由三法司會審，那些在外復審的，都按此例辦理。”皇帝準奏。

  嘉靖十年，皇帝下令，每年熱審和五年一次大審期問，雜犯死罪與相當于五年苦役的囚犯，都減等一年。

  二十三年，刑科羅崇奎進言：“五、六月問，應予釋放的笞罪犯和應該堿等的苦役犯，也應當仿照成化時恩澤施于戴枷示眾者一樣，暫時予以蠲免，到六月即停止。

  南京法司也照此辦理?！被实鄞饛驮S可。

  隆慶五年，下令贓銀祇有十兩以上的罪犯，或監(jiān)禁日久而子嗣已絕，或死去的罪犯，熟審不再追究，釋放他的家屬。

  萬歷三十九年，正值大暑減刑，而熱審判決可憫、可疑犯人的奏疏還沒有下達。

  刑部侍郎沈應文因見囚徒長久滯留獄中，請求暫時豁免可憫可疑的案犯。

  皇帝未予答復。

  第二天，法司把犯了杖刑、苦役和充軍而未處理的囚犯五十三人，按籍貫全部發(fā)送到大興和宛平縣監(jiān)禁，聽候處置，然后纔寫疏上奏皇帝。

  神宗也不責備他們。

  按舊例，每年熱審在小滿后十余天，司禮監(jiān)就傳達圣旨到刑部，于是會同都察院、錦衣衛(wèi)題本奏請，通行于南京法司，一起審理擬定判案結(jié)果，全部上報。

  京城從命令下達之日起，到六月終止。

  南京從刑部文書到達之日起，也滿兩月結(jié)束。

  四十四年，沒有舉行此事。

  第二年又超過兩個月，詔令還未下達，正逢暑天大雨，獄中囚犯多染上疫疾。

  諫官以熟審延期、朝審不施行和詔獄辦案無人三項上奏章請旨。

  又請求釋放楚宗室英嫵、蘊锜等五十余人，以及錯誤入獄的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等。

  皇上都沒有批覆。

  崇禎十五年四月大旱，皇帝下詔清理罪案。

  中允黃道周說：“京城內(nèi)外官員齋戒獨宿，為百姓請命，而五日之內(nèi)卻拘系了兩個尚書，并且聽不見有直接上疏諫諍的聲音，還能讓老天爺回心轉(zhuǎn)意嗎？”兩個尚書指李日宣和陳新甲。

  當時皇帝正對他們大動肝火，不能聽取黃道周的奏議。

  歷朝都沒有寒冬審錄囚犯的制度，崇禎十年，因代州知州郭正中上疏提出寒審，皇帝便命令有關部門搜求舊例。

  尚書鄭三俊因而援引幾椿事例上奏，說：“謹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告諭刑部尚書楊靖說，‘從今以后只有犯十惡不赦之罪和殺人者判處死刑，其余死囚犯都讓他們交納粟米運往北方邊境，以此贖罪’。

  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上報本月所關押的囚犯，一共數(shù)百人，定死罪的僅僅十分之一。

  咸祖告諭呂震：‘這幫人既沒犯死罪，而拘押日久不能判決，天寒地凍，肯定有冤死獄中的。

  ’于是所有雜犯死罪以下囚犯大約兩百人，全部準許贖罪減等之后發(fā)配。

  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潤等進言：‘過去在天寒地凍時，審判釋放輕罪犯。

  現(xiàn)在有的囚徒滯留獄中已經(jīng)一年以上，并且一月之間死在獄中的人已達九百三十多人，獄卒的狠毒令人不忍啟口。

  ，成祖召見法司嚴厲責備，因而下韶：‘苦役流放以下罪犯三天以內(nèi)判決遣發(fā)，應當繼續(xù)拘押的重罪犯予以安恤，不要讓他們凍餓而死。

  ’十二年十一月又命令將疑案犯人名單呈上，皇帝親自審閱。

  宣德四年十月，因值皇太子誕辰節(jié)，將雜犯死罪以下刑徒堿等處理，寬宥笞刑杖刑及戴枷上鐮的罪犯。

  以后，世宗、神宗有時因為災異現(xiàn)象而整治刑罰，有時因皇恩浩蕩而廣布德澤。

  寒審雖然沒有近例，而先朝政治寬宏，都是值得取法的?！弊嗾鲁噬?，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而早在永樂十一年十月皇帝就派遣副都御史李慶帶上韶書，命令皇太子審錄南京囚犯檔案，讓雜犯死罪以下囚徒交錢財贖罪。

  宣德四年冬天，因天寒地凍，下令南北刑官將囚犯檔案全部抄錄上報，不分輕罪重罪。

  于是皇帝對夏原吉等人說：“堯、舜之世，小民不犯法，周成王、康王之時，刑罰不用，遭都是君臣同心同德的緣故。

  朕德行淺薄，希望諸位盡力匡正輔佐，希望無愧于古人?！边@是最明顯的寒審，鄭三俊也役功夫詳細弄清它。

  在京城以外體恤慎用刑罰會同審案之例，成化時期纔成為定制。

  起初，太祖憂慮刑案實情不能上達，分別派御史林愿、石恒等清理各道囚徒，向他們頒賜救命。

  宣宗晚上閱讀《周官立政》：“嚴肅認真地對待你們的判案工作，讓我王國長治久安?！笨慌d嘆，認為這是立國的根本。

  于是敕令三法司：“朕體會上帝珍惜生命之心，就是憐恤謹慎刑罰。

  命令你們詳細復核天下大案要案，而犯人遠在千里之外，按次序給予判決，哪能沒有冤枉無辜？”于是派員審訊記錄。

  正統(tǒng)六年四月，因為天地災異頻頻發(fā)生，皇帝下令派三法司官貝詳審天下疑案。

  于是御史張驥、刑部郎林厚和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一同奉命前往各地，又令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文、巡撫侍郎周忱和刑科給事中郭瑾審兩京案件，也賜給他們敕命。

  事后評事馬豫說：“臣奉敕審案，個人看見各處抓獲的強盜，多是因仇人誣陷攀咬，屈打成招的，等不到詳情報上來，許多人已經(jīng)喪命或傷殘。

  從今以后，不宜聽信胡亂揭發(fā)，對于真有贓物作證的，待御史、按察司會審之后，方可判刑。

  若還未審訊就打死打傷囚徒，官吏不得按慣例升賞。”這一年，赦死囚以下罪犯無數(shù)。

  ．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說：“獄中囚犯應當會審，而御史和三法司的官員有時超過一年纔會審一次，囚犯多已死在獄中。

  以往常派御史會同按察司詳審，無罪釋放的囚徒甚多。

  現(xiàn)在不如廢掉會審做法，而推行詳審之制，皇上賜詔派遣按察司官員一人，專審諸案?！毙滩繀s堅持舊制，不同意廢除會審。

  皇帝下令會審的制度依舊，而恢復詳審制，選一名按察司官員輿巡按御史同審。

  對判刑不當?shù)南录壒倮?，過失誤判者姑且不問罪，有關受賄徇私者依法論處。

  成化元年，南京戶部侍郎陳翼因災異現(xiàn)象又奏請恢復正統(tǒng)年間的做法。

  刑部討論認為國內(nèi)各方正多事，沒有實行。

  八年，皇帝派遣刑部郎中劉秩等十四人分別會同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員復審，向他們頒賜敕書鄭重遣行。

  十二年，大學士商轄說：“自從八年派官詳審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年時間了，請求重新按會審方法辦?！被实鄞饝怂恼埱蟆?/p>

  到十七年，確定在北京每五年舉行一次大審。

  大審之年皇帝派遣刑部和大理寺官員分行天下，會同巡按御史辦案。

  于是恤刑者所到之處，釋放和判決遣送的人很多。

  嘉靖四十三年制定獲取贓物不到一百兩銀子，沒有財產(chǎn)的罪人免于監(jiān)督追賠。

  萬歷四年，下令雜犯死罪的準予堿服五年苦役，及兩次犯苦役刑律總共應服四年苦役的，各減刑一年，其它苦役流放罪均予減等。

  這些都由恤刑官奏請確定，得以活命和保全的囚犯更多了。

  當初，在正統(tǒng)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和員外郎陸瑜審查南、北直隸省的囚犯，犯罪的五品以下的文職人員，允許拘押審訊。

  嘉靖年間制度，審錄官在一省的工作完成后，將前后所奏的案子總計起來，依皇帝批準或改駁數(shù)量的多寡，對官員進行通考。

  改駁數(shù)量多的聽候彈劾。

  所以恤刑官的權力很大，而責任也不輕。

  這就是京城內(nèi)外法司審錄的大概情況。

  凡是刑部審訊發(fā)配的罪囚，辦案官員不問罪名輕重，把所有審訊的罪人按南北籍貫分類，送到山東司，呈報部堂轉(zhuǎn)奏皇帝，叫做歲報。

  每月把監(jiān)獄襄的現(xiàn)監(jiān)人數(shù)上奏，叫做月報。

  罰做工、運炭等勞役的罪犯，每隔五天一批開具名單押送到工科，填寫精微冊，月終時分成六類一一上報。

  所有法官審訊囚犯，都有成法可依，提人出來調(diào)查事實，必定要持精細批文。

  京城以外五品以上的官員犯法，必須稟奏皇帝請旨，不得擅自抓捕問罪。

  屬于八議的案子，封好材料上奏。

  民間的訴訟，如果不是通政司轉(zhuǎn)達到刑部的，則刑部不得審理。

  誣告者以其誣告的罪行判罪，越級上訴者笞責，擎登聞鼓冤情不實者杖責。

  誣告原審判官，必須核實后纔能逮捕審訊。

  至于罪囚判刑發(fā)配，有固定日期，刑具有指定種類，停刑期有固定月日，檢驗尸體和傷殘有定法，體恤審錄囚犯有定規(guī)，罪囚家財應沒收充公的也有定物，只有復仇犯罪的沒有明文規(guī)定。

  弘治元年，刑部尚書何喬新進言：“按照舊制，提訊犯人，犯人所在的主管官吏必須檢查精細批文，與信符上的記號相合，然后纔能發(fā)遣。

  這是祖宗防微杜漸的深切用心。

  近來京城內(nèi)外監(jiān)獄提審犯人，祇憑刑科簽發(fā)的駕帖，既不用信符，真假難辨。

  壞人假造詔命，怎么拒絕？請求還是像過去那樣出示批文。”皇帝說：“這是祖宗舊例，不可廢除?！毕铝罨謴蛯嵭信f制。

  然而錦衣旗軍校官到監(jiān)獄提審犯人，一般只持有駕帖。

  嘉靖元年，錦衣衛(wèi)干戶白壽等持駕帖到刑科，給事中劉濟說應當將御批原本送刑科，纔能弄清楚是什么事。

  兩人爭執(zhí)不下一起陳述，皇上命令查檢成化、弘治年間的事例報上去。

  劉濟又說，從天順開始就有此例了。

  皇帝聽取了白壽的說法，責成劉濟用書狀對答此享，不過也沒有問他的罪。

  天啟時，魏忠賢用駕帖提審周順昌等人，終于激起了蘇州之變。

  南北兩京畿判決罪犯，也必須驗明精細批文。

  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椴、昊元璧、呂頤等人因出行太急，忘記將信符與內(nèi)號相驗，到了監(jiān)獄，信符與原來的給地方官符號不合，被巡按御史所糾舉，交納贖罪金纔返任原職。

  成化年問，六品以下的官員犯罪，巡按御史就命令府官提審。

  陜西巡撫項忠說：“祖宗的制度，京城以外五品以上的官員犯罪，刑官必須上奏皇帝，不得擅自抓捕審問。

  現(xiàn)在巡按御史隨便提審六品官，和法律的精神大不相合。

  應當將這種案子上奏朝廷，再命令御史、按察司提審纔是?！被实蹖⒆嘧h下發(fā)刑部討論，采納了項忠的意見。

  凡是屬于八議的案子，將材料密封上奏請旨，祇有十惡不赦之罪除外。

  屬官被上司無理欺侮虐待，也可以密封材料直接上奏。

  軍官犯罪，都督府上奏請旨。

  各衙門有牽涉軍官的案件及檢舉軍官不法行為的，都用密封材料上奏，不得擅自抓捕審問。

  嘉靖時期，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傳檄府縣，凡是法司要追問提審人犯，不能立即發(fā)遣。

  尚書鄭曉考察先例，民間訴訟案件如果不是通政司轉(zhuǎn)達的，不得審理。

  而各有關部門有應審訊的罪人，必須送到刑部，互不侵擾。

  鄭曉就說：“刑部追迫提取犯人，縣府不應推卻。

  鄭存仁違反制度，應當問罪?！编嵈嫒室鄨猿肿韵露系姆?，說鄭曉在欺騙君上。

  皇帝因而下令，在外地的聽命于有關部門，在京城的聽命于刑部。

  然而自從鄭曉離職以后，民間的訴訟案件，五城的御史自己就受理了，不再遵從祖制。

  洪武時期，有人告發(fā)他人謀反而經(jīng)調(diào)查不符合事實，刑部提議應當?shù)肿铩?/p>

  皇帝以此事咨詢秦裕伯。

  秦裕伯說：“元朝時這種罪只杖責一百下，這是為了廣開告發(fā)之路?！被实壅f：“奸邪之徒不抵罪，被誣陷的好人就多了。

  從今以后，告人謀反而不合事實的，抵罪?！睂W正孫詢揭發(fā)稅使孫必貴為胡黨，又揭發(fā)元參政黎銘常自稱老豪杰，這是誹謗嘲弄朝廷。

  皇帝認為告發(fā)他人隱私非儒者所為，擱置不問。

  永樂年間制定法規(guī)，誣告三四入者處以杖刑判徒役，誣告五六人者流放三千里，誣告十人以上凌遲處死，家屬移徙荒蠻地區(qū)。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級到京城上訴，等事實調(diào)查出來，又往往不符，于是嚴格越級上訴的禁令。

  下令由老人處理一鄉(xiāng)的爭訟，會同里胥進行裁決，嚴重的問題纔稟告官府。

  但是仍然不能制止，越級上訴的越來越多。

  于是用嚴刑重法，發(fā)配他們戍邊。

  宣德時規(guī)定，越級上訴案情屬實的，免于問罪；不屬實的，仍發(fā)配戍邊。

  景泰年間，越級上訴不問屬實與否，一律發(fā)配長城外充軍，后來不再照此辦理。

  登聞鼓，洪武元年設置于午門之外，由一個御史每天看守。

  規(guī)定如果不是天大冤枉或機密的、重要的案件，不得擊鼓，一擊鼓就引見上奏皇帝。

  后來將登聞鼓移到長安右門外，六科和錦衣衛(wèi)輪流收擎鼓人訴狀去見皇帝。

  待圣旨下達，校尉領取駕帖，送嗚冤者到有關部門審理，欺蒙阻礙者問罪。

  龍江衛(wèi)有個小吏犯錯誤，罰他抄寫文書。

  正值其母親去世，小吏請求回家守孝，吏部尚書詹徽不允許，小吏就擊鼓嗚冤。

  太祖狠狠責備了詹徽，讓這個小吏回家守完喪。

  永樂元年，有個縣令因受賄判戍邊，擊登聞鼓陳述情況。

  皇帝將此下達法司處理，此人說：確實受了賄，因為年老糊涂，希望皇上哀憫。

  皇帝為其主動認罪的誠心所感動，枉法原諒了他。

  宣德時，在登聞鼓旁值班的給事林富說：“有二十七個重罪犯，因奸邪搶劫要被判刑，來擊鼓訴冤，褻瀆擾亂，不可原諒?！被实刍卮穑骸霸O置登聞鼓，正是為了下情上達，怎么能叫褻瀆擾亂？今后凡是阻礙鼓q島冤的，問罪?！狈彩怯懈姘l(fā)原審案官的，成化年間議定，須核實后，纔逮捕審問。

  弘治時，南京御史王良臣彈劾指揮周愷等仗勢貪污受賄行為，周愷等人于是反告王良臣。

  皇帝下詔南京法司逮捕王良臣并予會審。

  侍郎楊守隨說：“這樣做與舊規(guī)定不合。

  請求從今以后，不管官吏還是軍民上奏訴案，牽連別的事情，指控原審官的，立案但暫不執(zhí)行0所奏之事仍叫人問訊結(jié)案，憑空說謊者問罪，原審官枉法錯判者亦問罪?！被实蹖⒋俗嘧h下發(fā)到三法司。

  法司回稟按他說的辦，皇帝采納。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命令主事廳會同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寺和五城兵馬指揮使官，判決罪囚。

  二十九年，又派錦衣衛(wèi)官員參與進去。

  此后只由主事會同御史，將笞杖之罪在判決廳判決之后，附于案卷末，奉旨判決者于次日復命。

  萬歷年問，刑部尚書孫丕揚說：“斷案不能迅速進行，是因為文書傳送的牽制而已。

  審判完成之后，刑部和大理寺各立長單，刑部要送審的編號登記，次日即送大理寺。

  大理審查認可后，次日即交還刑部。

  誰出差錯追問誰的責任，這樣可望辦事完滿。

  至于檢查判決，命令御史三、六、九日按例會同進行，其余日子只會同大理寺官員，以便迅速遣送犯人。

  苦役、流放以上罪犯，部、寺詳加審訊。

  犯笞、杖小罪的，就聽任刑部官處理。”皇上下令照此實行。

  所有已經(jīng)審訊記錄在案的囚犯，應判決者限三日以內(nèi)判決，應發(fā)遣者限十日以內(nèi)發(fā)遣，超過限期按天數(shù)計算笞責。

  罪囚因滯留監(jiān)獄而死，責罰判苦役，這是舊例。

  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瑯說：“近來獄吏苛刻，犯人不管輕罪重罪，一概加以捆綁禁閉。

  案子無論新舊，動輒拖延敷月一年。

  在官吏的神色意旨之下，判罪奏請還未完成，囚犯的骨骸都腐爛了。

  何況偏遠閉塞的州縣，督察不到，奸邪兇悍的吏卒靠著監(jiān)獄漁利，或克扣囚犯口糧而使之困厄，或?qū)⑶舴敢频轿鄯x臭濁的地方使其受苦，各種痛楚交加，囚犯十個沒有一個活著出來。

  臣看見律令記載，凡是拘捕囚犯。

  老人病人必須單獨囚禁，輕罪重罪分開，枷扭墊席必須按時整頓，冷酒暖匣必須按時備好，無家的囚犯發(fā)給衣服，有病的給予治療，關押留牢有條規(guī)，判決遣放有詔令。

  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宜命令臣下共同奉行。

  凡是被捕已有些時日的囚犯，無論結(jié)案、未結(jié)案，還是患病、死亡的，各登錄于文冊，申報給長吏，按照其結(jié)案的快慢，患病死亡的多少，計算功罪而決定升降?！被实壅J為周瑯謊得很對，并下令京城內(nèi)外凡有用刑罰峻刻而傷人性命的官吏，即貶斥為民，即使才能和操守可觀，也不得推薦使用。

  凡是京城內(nèi)外一切審判官，只能對死罪和盜竊搶劫重犯上刑拷問，其余罪犯只用鞭撲常刑。

  酷吏常用梃棍、夾棍、腦箍、烙鐵和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頭，用直徑一寸粗的棒子、沒有去棱節(jié)的竹片打，或抽打背部、兩踝致傷以上者，一律上奏請旨，罪行嚴重的充軍。

  停止行刑之月，從立春以后到春分以前。

  停刑之日，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每月總共十天。

  檢驗尸體的傷情，由照磨司從刑部領取一張印尸圖，委托五城兵馬司依法檢驗，在府裹則由通判、推官檢驗，在州縣則由長官親自檢驗，不得委托下屬代行。

  貧窮不能自給的獄中囚徒，洪武十五年規(guī)定，每人每天給米一升。

  二十四年廢除此規(guī)定。

  正統(tǒng)二年，因侍郎何文淵進言，皇帝下詔按舊章辦，并下令有收繳的贓物、破衣服可以分配給這種罪犯。

  成化十二年，皇帝命令有關官員買藥物送到刑部，又廣設惠民藥局，治療囚犯。

  至正德十四年，囚犯所需的煤炭、食油和藥料，都規(guī)定了額銀數(shù)量。

  嘉靖六年，將有勞力的罪囚運炭，折合銀兩買米，每年輸米約五百石入刑部糧倉，就停止接收。

  冬天發(fā)放棉衣棉褲各一件的事，由提牢主事驗明后分發(fā)。

  犯罪要籍沒其家財?shù)?，洪武元年?guī)定，除反叛以外，其它罪犯只沒收田產(chǎn)和牲畜。

  二十一年下詔，犯謀反、大逆、奸黨及偽造錢鈔罪的人，籍役資產(chǎn)、人口，而把農(nóng)具耕牛還給他們。

  所有應該查抄沒收的罪有：奸黨、謀反大逆不道、奸黨首惡、造偽鈔、殺害別人一家達三人、為首采生人祭祀與拆割人體者。

  明初《大誥》所定有十條，后來不曾使用。

  復仇，只有祖輩和父輩被毆殺有律條，載：“祖父母、父母被人所殺，而子孫擅自殺死兇手，杖六十下。

  其在現(xiàn)場復仇殺死的不問罪。

  其它親屬人等被人殺死而擅自殺死兇手，杖一百下?！比糇锶税捶僧斉兴佬蹋驯痪胁?，而拘捕者擅自殺死了他，與此同罪。

  就是所謂家屬人等，自然包括兄弟在肉，可以按此類推。

  凡是判決囚犯，每年朝審完成后，法司將死罪案上奏請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

  京城以外的執(zhí)法機構(gòu)上奏死罪決案單，在冬至前進行，由會審決斷。

  正統(tǒng)元年，下令重罪犯三次覆奏以后，仍請求給予駕帖，交付錦衣衛(wèi)的監(jiān)刑官，由其領校尉到法司，帶囚徒赴刑場處決。

  又有規(guī)定，臨處決的罪囚如果喊冤，值守登聞鼓的給事中將狀子密封上奏，而在校尉手上批字，讓其乘車趕赴刑場，暫停行刑。

  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因罪囚廖鵬父子和王欽、陶杰等頗有宮內(nèi)人物幫忙，害怕皇上不能決斷，于是進言：“往年三次覆奏完成后，等到駕帖來已經(jīng)是中午，犯人擊登聞鼓仍要接受他的訴詞，待報到宮中快到未申之時了，等再請示按原判執(zhí)行，時間已過酉時，這很不符合在刑場處決，以示眾人拋棄的精神。

  請求從今以后處決犯人，在未時之前完成。”皇帝應允。

  七年，定下規(guī)則，重罪犯有冤情，家屬在其處決前一天擊登聞鼓，第二天午時前下達結(jié)論，過午時即行刑，不再回奏。

  南京處決罪囚，則沒有刑科覆奏之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上奏三個擬立即處決的案犯，大理寺已審查通過，皇上將其下達法司討論，法司上奏說：“在京的重罪犯，間或有立即處決的，審查通過后奏請，到刑科三覆奏之后，還有蒙恩典仍舊叫監(jiān)禁等候會審的。

  南京沒有覆奏之例，請求等秋后審判完畢，分類上奏待皇上定奪。

  若有罪大惡極，難依常例報批的，另寫奏章請旨處決，書寫成詔令。”皇帝下詔認可。

  各省處決囚犯，永樂元年有定制，有百人以上的死囚，皇帝派御史監(jiān)督審判執(zhí)行。

  弘治十三年，規(guī)定每年派遣監(jiān)督審判處決的官員，都在霜降后到達所在地，限期向皇帝復命。

  凡遇到大慶典和災荒年都要大赦天下，然而赦罪分常赦、不赦和特赦三種。

  犯十惡罪及明知故犯的不赦。

  律文規(guī)定：“赦免出獄以臨時定罪名，特赦免罪或降等減刑從輕處理的，不在此例。”十惡之中，不睦之睪又在遇赦原宥條例內(nèi)，這是不赦者也得赦。

  若傳旨施行赦免，不另定罪名的，則仍依常赦和不赦的法律辦理。

  從仁宗開始訂立三十五條赦令，都是楊士奇代為起草的。

  其條令完全廢除了永樂年間的弊政，歷代嗣君都遵從它。

  凡是不便于民眾的先朝法規(guī)，都援引先君的遣詔或登極詔革除。

  凡是將被赦前的事情當罪行告發(fā)別人犯罪的，用所告之罪反判懲治他。

  弘治元年，有名叫呂梁山的小民等四人，犯偷竊搶劫殺人罪被判死刑，遇大赦，都御史馬文升請求將他們免死戍邊，皇帝特下命令依法斬決。

  世宗雖然屢屢下令停刑，卻對于不能赦免的更加謹慎。

  朝廷大臣多次援引赦令，請求原宥在“議大禮”要案中犯事和進言的諸臣，皇帝愈加堅持不允許。

  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轄慘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請發(fā)配到長城以北，皇帝卻專門下令按詔書赦免，反而責備王廷相等違詔。

  四十一年，三殿落成，群臣請求頒發(fā)大赦令。

  皇帝說：“赦免是小人的慶幸?！辈淮饝?/p>

  穆宗即位皇恩浩蕩，苦役流放的人犯即使已到發(fā)配地，都允許釋放返回，那些地方是諸臣被貶謫的流放地。

  明朝一代的刑法大概總述于下。

  太祖開國之初，以元末官吏貪婪為戒，以重法嚴厲懲治貪贓官吏，將各司犯法者名單張貼在申明亭里，以示警戒。

  又命令刑部，凡是官吏犯貪贓罪的，先寬宥復職，將其遇錯書寫在家門上，令其自我反省。

  堅持不改的，依法論罪。

  皇帝多次頒發(fā)犯諭、戒諭和榜諭，都以刑罰垂示，布告天下。

  到十八年寫成《大誥》，作序道：“各職官有敢不急公事而務私事者，一定要窮究其原委并辦其罪。”所懲治的犯三《誥》所列凌遲、砍頭示眾、滅族之罪者，至少千百人，棄市以下罪犯數(shù)以萬計。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切斷手指表示堅決不做官，蘇州人才姚潤和王謨被官府征召而不到任，全都誅殺而沒收其家產(chǎn)，親屬為奴。

  “天下士大夫不為君用”的罪名由此而設。

  其《三編》稍為寬容些，然而其所記載的進士、監(jiān)生的罪名繁多，從一犯到四犯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

  幸麗都沒有處死，大都戴著斬罪還職做事。

  推究京官和地方官貪污的起源，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死罪之首。

  郭桓，是戶部侍郎。

  皇帝懷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全德等與郭桓同伙牟利，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處死，臟銀七百萬兩，犯官供詞牽連直隸省諸官吏，拘捕處死者數(shù)萬人。

  核查贓款窩藏之處遍天下，民間的中等人家大抵都因此破產(chǎn)。

  當時的人全都歸咎于御史余敏和丁廷舉。

  有人以此進言，皇帝于是親手寫詔書列數(shù)郭桓等人的罪行，而判右審刑昊庸等人以極刑，以壓天下之怨，說：“朕下詔主管官員查處奸邪，不料又生奸邪擾害我百姓，今后犯此罪者遇赦也不寬宥?！痹诖税钢笆迥?，空印之案發(fā)。

  每年布政司和府州縣官吏要到盧部驗核錢糧、軍需諸事，因為路逮，預備蓋有官印的空白文書，遇到戶部駁回原擬錢物數(shù)即改寫在空印文書內(nèi)，習以為常。

  等到此事泄露，皇帝懷疑其中有人干壞事，大怒，諸長吏判處死刑，副職打一百棍發(fā)配戍邊。

  寧海人鄭士利上書申訴冤情，又杖責一頓發(fā)配戍邊。

  以上兩案所殺的人已經(jīng)超過法律規(guī)定。

  而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受株連被處死者將近四萬。

  然而有時也根據(jù)國家大體，有所寬赦。

  沅陵知縣張杰犯罪罰輸作，自言其母賀氏，在元末亂世而守節(jié)，目前年老無人贍養(yǎng)。

  皇帝說這可以激勵風俗，特別赦免了他，給他俸祿，使其能對母親養(yǎng)老送終。

  給事中彭與民犯法被拘捕，其父為他上表訴說哀情。

  皇上立即釋放了他，而且還赦免了同案被抓的十七人。

  有一個死囚犯，其妻妾來訴說丈夫的冤枉，法司請求將其妻妾黥面。

  皇帝認為妻妾為丈夫申訴，是其職分，不治她們的罪。

  都察院判處二十四人死刑，皇帝命令群臣審訊，發(fā)現(xiàn)有蒙冤的，減少了幾個死囚。

  真州有十八個小民圖謀不軌，全部處死，而釋放了那些母子當連坐的人。

  任用峻刻官吏開濟、詹徽、陳寧、陶凱之輩，后來大都因得罪處死。

  皇帝也多次發(fā)布仁慈之言，不愿意純用刑罰。

  曾經(jīng)到郊外祭壇巡行，皇太子跟著他，他指著路旁的荊棘說：“古代用這個作鞭撲的刑具，取其能去風，即使有寒也不傷人性侖。”尚書開濟提議將法網(wǎng)定得更密，皇帝告諭他：“竭澤而漁，禍害到魚秧魚子；焚林打獵，禍及小鹿幼烏。

  法網(wǎng)太精巧太致密，小民如何能自我保全？”開濟慚愧地賠罪。

  參政楊憲提議加重法律的處罰，皇帝說：“在苛重的法典下求生，好比到鐵鍋里尋魚，要想活命很難?！庇分胸╆悓幷f：“刑法嚴峻則人們不輕易觸犯，官吏明察則下面沒有隱情?！碧嬲f：“不是這樣。

  古人制定刑法用來防治邪惡，保護良善，所以唐、虞之世，只是在犯法者衣冠上畫圖或讓其換穿特制的服裝，民眾就不去犯法了。

  秦代有錐鑿頭頂、抽取肋骨的刑罰，滅夷三族的制度而監(jiān)獄多得成了集市，天下人怨聲載道，終于反叛。

  沒聽說用商鞅、韓非之法，而可以達到堯舜之治的?！标悓帒M愧地退下去。

  皇帝又曾對尚書劉惟謙說：“仁義，是滋養(yǎng)人民的粱肉；刑罰，是懲戒惡人的藥石。

  舍棄仁義而光用刑罰，這是用藥石來養(yǎng)人，能算好辦法嗎？”大致太祖之意，當是加重法典以懲戒一時，而酌取適中以垂示后世，所以猛烈的整治和寬仁的恩詔相輔相存，不曾偏廢一方。

  建文帝繼承法統(tǒng)，重文治，特別用心于以仁義教化人民。

  元年，刑部上報的罪囚，和太祖時代相比減去十分之三。

  成祖興起平定動亂之師，將忠臣全都指控為奸黨，處理重的加以誅滅全族、掘墓，妻子兒女發(fā)遣到浣衣局或教坊司，親族被貶謫戍邊，戍邊者死一個由族內(nèi)補一個，到隆慶、萬歷年間還有勾補不絕的。

  將違抗者都殺戮干凈之后，怕人私下議論，對于批評意見非常仇恨。

  山陽人丁錳揭發(fā)其鄉(xiāng)人有誹謗言論，結(jié)果判罪數(shù)十人。

  法司逢迎皇上的旨意，說丁鈕有才可用，皇帝立即封他為刑科給事中。

  永樂十七年，再次重申誹謗禁令。

  陳瑛、呂震、紀綱等人先后掌權，專以刻薄嚴酷而深受寵幸。

  于是蕭議、周新、解縉等人多無罪而被處死。

  不過皇帝心里也知道苛法的弊端，問或表示寬大。

  有一個千戶將桐油灌進皮鞭中行刑，刑部判處他杖刑，皇帝下令同時罷他的官。

  法司上奏某人行騙冒支了官糧，皇帝下令立即殺掉，刑部為此而再奏，皇帝說：“這是朕一時憤怒之舉，錯了，還是依法處理。

  從今以后，罪案都五次覆奏纔作決定?！钡饺首跁r，仁宗天性十分仁犀，剛即位，就對金純、劉觀說：“諸位都是國家大臣，如果朕在掌握法律上有失偏頗，你們得重新上奏，朕是不會以從善為難的?！庇謱W士楊士奇、楊榮和金幼孜召至坐榻前，告諭他們：“近年法司濫用刑罰，朕哪會不知道。

  其所擬的大逆不道罪，往往出于玩弄文字羅織罪名，先帝幾次嚴厲地告誡過，所以死囚必須四五次覆奏纔決定。

  而法司一點不在意這些，甘心作酷吏毫不慚愧。

  從今以后凡是審重罪犯，你們?nèi)吮仨毲叭ス餐h定，有冤情的即使是小冤，一定要報來朕處治?！焙槲踉甓?，皇帝對都御史劉觀和大理卿虞謙說：“以前，法司以誣陷人罪作為事功。

  誰要有片言只語涉及國事，就判成誹謗罪，身家破滅，沒法再論理。

  最近幾個月此風復萌。

  治國之道，所急的事是征求言論，所憂的事是忌諱言論，怎么能禁止非議呢？”又對楊士奇等人說：“此事必須以詔書形式下達?！庇谑菞钍科娣A承圣旨，將仁宗的話寫入己丑日的詔書，說：“如果朕一時過于嫉惡，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沒以及凌遲之刑，法司應再三堅持上奏反對，三次上奏不應允，奏五次，五次上奏不應允，同三公及大臣一起堅持上奏反對，一定要得到應允纔罷休，作為永遠的定制。

  文武官員亦不得暴酷用抽打背部等刑，以及擅用宮刑絕人后嗣。

  自行間割者以不孝論處。

  除謀反和大逆罪以外，其它罪犯只處罰當事人本身，不要都用連坐法。

  被人告稱誹謗者不治罪。”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仁恩遍布，天下融洽。

  童宗繼承皇位，仁惠政策更多。

  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一猗姓人妻子王骨都殺夫的冤案，皇帝嚴厲斥責刑官，尚書金純等人為此謝罪，纔算了結(jié)。

  義勇軍士合群兒等九人被人誣陷焉強盜，判處斬刑，家人擎登聞鼓申訴冤情。

  經(jīng)復查確實不是強盜，宣宗下令釋放合群兒等九人，而嚴厲責備都御史劉觀。

  其后每當上奏罪囚時，皇帝都神色慘然，御膳也不吃。

  有時用手撤去案牘，對左右侍官說：“告訴刑官，稍緩和些用刑。”一天，皇帝駕臨文華殿與群臣談論古代的肉刑，侍臣說：“漢代廢除肉刑后，人們就輕于犯法了?！被实壅f：“這是由于教化的原因，和肉刑的有無有什么關系。

  舜時的法律有流放、寬宥和納錢贖罪，而渾敦等四兇的罪不過判死刑和流放。

  可見當時遭受肉刑的，一定是重罪犯，不濫施肉刑。

  何況漢代接續(xù)于秦代的暴政之后，挾藏書籍有法律制裁，若一概使用肉刑，受傷害的人就會很多?！贝文曛兜塾枴肺迨迤?，其中一篇專寫慎用刑法。

  武進伯朱冕說：“最近派舍人林寬等押送罪囚一百一十七人戍役邊防，到達目的地的只有五十人，其它的都死在路上。”皇帝發(fā)怒，命令法司徹底追究此事。

  每年宣宗都要下達寬赦令，審閱罪案時多次決斷釋放，有一次釋放三千人。

  他告諭刑官說：“我擔心他們死在監(jiān)獄里，所以寬赦了他們，這不是常規(guī)。”當時，官吏交納五十石或一百石米，就可以贖雜犯死罪，軍人百姓交米減少十分之二。

  發(fā)配到各個邊防衛(wèi)所的交米十二石，發(fā)配遼東的交二十石。

  這種贖罪定額和常例相比太輕，而惟獨對貪臟的官吏處罰嚴厲。

  皇帝下令貪贓的文職官吏一律依法判罪。

  因此刑罰雖輕，而貪污風氣亦不十分熾烈。

  不過明代法制重在誅殺結(jié)黨之人。

  都御史夏迪到常州催繳官糧，御史何楚英誣告他收受金錢。

  諸官員明明知道夏迪冤枉，怕得罪何楚英而不敢陳述事實。

  夏迪終于被發(fā)充驛站服役，憂憤而死。

  即使皇帝如此寬仁，而大臣還是有冤死的，這是立法的弊病。

  英宗以后，仁、宣時期的寬容政策衰微。

  正統(tǒng)初年，三楊主持國政，尚能恪守祖法，禁此京城內(nèi)外官員羅織罪名判案。

  刑部尚書魏源因為旱災將疑案奏上，請求皇帝命令各巡撫復審罪囚。

  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沒有巡撫的地方指派巡按。

  清軍御史、行在都察院也稟奏疑案，全部復審。

  御史陳祚說：“法司判案，多違反規(guī)定的律條，專事嚴法峻刻。

  如戶部侍郎昊璽檢舉淫行主事吳軏，應判貢舉人才不當罪，部根據(jù)奏事有規(guī)避的律條，判處昊軏斬刑。

  到昊軏自縊死后，監(jiān)獄官卒的罪行明明有遞減的條例，卻用做不應做的事的法律從重處罰，一律予以杖責。

  摧求實際情況而制定法律，祖宗防范十分周密，而法司竟然如此舍輕就重，這不是廣布圣朝仁厚的辦法。

  今后有濫用重罪律條的，請求以變亂成法論處?！被实壅J為他說得對，并為此申明警戒。

  到六年，王振開始擾亂朝政，幾次侮辱朝廷大臣，刑律大亂。

  侍講劉球?qū)⑶闆r寫成十條上奏，奏書中說：“上天降下災禍，多因感于刑罰不恰當。

  宜完全聽憑法司處理有關事情，發(fā)現(xiàn)有徇私處理不當?shù)脑俦嫠淖铩?/p>

  即使下面有所觸忤，如漢代犯驚擾皇帝出行和盜環(huán)兩案，也應當聽從張釋之的書面奏語而處理?！被实鄄荒懿捎眠@個意見。

  而劉球因這一奏疏觸怒王振，被害死在監(jiān)獄里。

  但是當時各種酷虐的事件，大抵都是王振干的，而皇帝內(nèi)心很寬松公平。

  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悅上報斗毆殺人之類罪囚一百多人，請求皇帝寬宥，詔令一律減死罪發(fā)配戍邊。

  景泰年間，陽谷主簿馬彥斌犯罪應處斬刑，他的兒子馬震請求代父而死。

  皇帝因而對馬彥斌進行特別赦免，將馬震充軍到邊防衛(wèi)所。

  大理少卿薛管說：“法司擬定欲發(fā)遣囚徒的罪案上奏時，多加上自己的意見，變動了法律的含義。”皇帝下詔，法官判案，一律依律令執(zhí)行，不許妄加己說。

  六年，因出現(xiàn)災異而復審京城內(nèi)外的罪案，得以保全或活命的囚徒甚多。

  天順年間，奉旨辦理的案件激增，三法司和錦衣衛(wèi)的監(jiān)獄里有許多拘押未判的囚徒，獄吏往往以泄露案情撈取好處。

  都御史蕭維楨附會徐有貞的意見，枉殺王文、于謙等人。

  而刑部侍郎劉廣衡又以假撰制書的罪名，使徐有貞被判了斬刑。

  從這以后，錦衣校尉到處出現(xiàn)，全國驚恐不安。

  然而在霜降以后復審罪囚的辦法，實際上從天順時開始。

  到成化初年，刑部尚書陸瑜等請求按天順時的方法辦，皇帝下令實行。

  罪案報上來，皇帝把那些可矜憫和可質(zhì)疑的囚犯檢出杖責，免其死罪發(fā)配戍邊。

  后來代代奉行，人們得以沾沐法外之恩。

  憲宗初即位，命令三法司：“朝廷內(nèi)外文武百官除貪贓罪以外，有記錄在官府的罪名，一律洗除?！逼浜竺磕甓家源藶槌＠?。

  十年，正要處決犯人的時候，冬至節(jié)快到了，特下命令過節(jié)后再處決。

  不久給事中又說，冬至以后行剁不合適，于是下韶等到來年冬月再行刑。

  山西巡撫何喬新檢舉拖延判決的愈事尚敬和劉源，于是說：“凡是二司不予了斷的案件，拖延達半年以上的，都應當奏請拘押有關官吏問罪?！被实壅f：“審理罪案是大事，《周書》記載：‘要犯，對其判罪要反復考慮五六天到十天’，只是就案子詳情不明者而言的。

  一旦查明實情，就應馬上判決。

  無罪而拘禁，往往死在監(jiān)獄中，這是刑官殺了他們。

  所以法律上專門寫有延誤拘禁罪囚的條文。

  命將何喬新的奏章，在天下公布實行。”又定下制度，官吏若是將臟物證據(jù)沒有核實的盜賊和人命死傷沒有經(jīng)過查驗的人定罪，擅自施加重刑導致囚徒死在獄中的，經(jīng)審查清楚有無故失，不分軍民在職官員，一律按酷刑事例論處，削職為民。

  侍郎楊宣的妻子兇悍而好妒忌，殺死了十幾個婢女，刑部打算比照命婦合坐的律文論處，皇帝特別下令杖責五十下。

  當時皇帝多輔政之臣，而尤其慎用刑罰，判斷失當?shù)膬H僅一二個案件。

  皇帝曾要處死一個囚犯，不準大臣核奏。

  御史方佑還是為那個囚犯進言請求，觸怒皇帝，杖責了方佑并貶了他的官。

  吉安知府許聰有罪，宦官黃高唆使法司判其斬刑。

  給事中自昂以未經(jīng)復核為由向皇上請求不可斬，皇上不聽，終究趁黑夜斬了許聰。

  孝宗初即位，就赦免應處決的死囚犯四十八人。

  元年，知州劉概因犯妖言惑眾罪判處斬刑，由于王恕的諫諍，得以長期拘禁。

  末年，刑部尚書閔珪審判大案時，有忤圣旨，此案許久不能判決。

  一次皇帝與劉大夏談話提起它，劉大夏回答說：“人臣用執(zhí)法來效忠皇上，閔珪的行為不足為怪?！被实蹎柕溃骸澳阏f說自古以來，君臣之間有這等事嗎？”劉大夏回答：“臣小時候讀《孟子》，讀到有這樣的話：舜的父親瞽瞍殺人，皋陶逮捕了他。

  閔珪堅持那樣做，不可深加責怪?！被实埸c點頭。

  第二天發(fā)下條文，于是按閔珪所擬之罪辦。

  孝宗先后任命的司寇何喬新、彭韶、白昂和閔珪都是執(zhí)掌刑法平正的官，全國一致稱頌他們的仁德。

  正德五年，會審重罪犯，有兩人得以減免死罪。

  當時濫判的冤犯塞滿監(jiān)獄，李東陽等藉風霾天象向皇帝進言，皇帝特許寬恤罪因。

  而執(zhí)法官害怕觸怒劉瑾，上奏的只有這二人。

  后又在市曹執(zhí)行流寇趟錘等人的肢解之刑，當眾剝?nèi)チ鶄€為首者的人皮。

  法司上陳祖訓對此有禁條，皇帝不聽。

  不久用這些人皮制成鞍鑒，皇帝每每用以騎乘。

  對直言之臣處以廷杖，也是武宗朝最為厲害。

  世宗即位七個月后，因日精門發(fā)生火災，于是疏理冤案，下令再審被判處死緩的三十八個人，而寥鵬、王轍、齊佐等也在其中。

  給事中李復禮等進言：“廖鵬等人是江彬、錢寧集團的成員，按王法必須誅殺?！庇谑怯窒铝钊耘f監(jiān)禁他們，后來這些人相繼伏法。

  自從杖責爭大禮的人以后，于是極大地挫損了朝廷諸臣。

  六年，命令張璁、桂萼、方獻夫代管三法司，改判李福達的案子，打算將馬錄以奸黨論罪。

  楊一清極力為馬錄辯護，于是判馬錄戍邊，而連坐一共被判罪的達四十多人。

  張璁等將這些看作自己的功勞，因此請求皇帝編《欽明大獄錄》頒布昭示天下。

  這椿案子所判的人，大抵都是張璁等三人平常嫌惡的人。

  皇帝拿祖宗之法，供給得勢大臣排斥陷害無辜，而毫不覺察。

  八年，京城平民張福殺害母親，卻指控是張柱殺的，刑部郎中魏應召復審弄清了寅情。

  而皇帝因為張柱是武宗皇后的家仆，有意要枉法殺他，命令侍郎許贊完全推翻判案詞，將都御史熊浹和魏應召打入大牢。

  自此以后，猜忌愈來愈厲害，冤判濫判的人很多，雖然問或下寬恤之令，而主旨苛刻。

  世宗曾經(jīng)告諭輔臣：“近來連年因災異減免刑罰，現(xiàn)在又值刑科三次覆奏請旨。

  朕考慮到死刑是大事，想把偷盜陵墓、宮殿等物和打罵父母大傷倫理的罪犯處決掉，剩下的叫法司再行審理，與你們一起判定，要慎重又慎重?！碑敃r人們都認為合于大體。

  過了幾年，大理寺奉詔上報經(jīng)商議應減死罪的囚徒。

  皇帝說所有這些囚犯都不可赦罪，大理寺是假藉皇恩舊例而放縱奸邪，破壞法律，故將寺丞以下的官員罷官的罷官，降職的降職各有差等。

  自從九年舉行秋謝醮免于處決犯人以后，或者因吉祥的征兆，或者因郊祀遍祭天神，每年都舉行停刑的法典。

  但是多次向執(zhí)法官發(fā)怒，責怪他們，認為他們不按時上奏罪囚請旨，以致迫近冬至，這是拋棄大義而責恩典。

  于是削去刑部尚書昊山的職務，降級調(diào)用刑科給事中劉二畏等。

  世宗中期更加放縱于誅殺，連宰輔夏言也不能幸免。

  到三十七年，纔頒布手諭，說：“地方長官不盡得人心，縱情逞威風。

  湖廣年幼小民吳一魁家兩條人命枉死于刑罰，母親又被逮捕，情況急迫無處控訴，從萬里之外來京鳴冤。

  以此推之，蒙冤受屈的人不知有多少。

  你們這些人應趕緊體察朕的心思，加意憐恤他們。

  此令仍通告天下，讓人們都知道?！边@個詔令，有了惻隱哀痛之心。

  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怒世宗，刑部判他死罪。

  世宗保留此奏章不下達，海瑞得以長期監(jiān)禁。

  穆宗即位后，徐階根據(jù)世宗生前的意愿寫成遺詔，讓所有被斥逐的大臣都返回京城，撫恤死亡者，釋放被拘押者。

  讀到此遺韶的人沒有不嘆息的。

  萬歷初年的冬月，皇帝再三下詔停刑。

  五年九月，司禮太監(jiān)孫得勝又傳旨：“奉太后之命，大婚期快到了，命令內(nèi)閣大臣在第三次覆奏罪犯的奏章上，擬寫免刑的圣旨。”張居正說：“按祖宗的舊法，凡審查明確的死囚犯，依法處死。

  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為齋戒祭天神，纔有暫免處決罪囚的命令。

  至于有時根據(jù)御筆所勾的罪犯，酌情提取一部分犯人處決，這只是近年來姑息罪犯的弊病，不合舊制。

  臣等詳細查閱了各個囚犯的罪狀，都是些滅絕天理、傷敗人倫的行為，圣母只看見犯罪者被判處死刑而可憐，而不知道被他們所戕害的人都含冤積憤于黃泉，如果不徹底洗雪他們的哀痛，那么怨恨之氣就會上街云霄，破壞天界的祥和，這樣造成的傷害就會更多。

  假使現(xiàn)在不行刑，年復一年，犯人充滿了監(jiān)獄，既浪費關押的費用，又違背了國家大典，與政治的主旨也大不相合?！苯o事中嚴用和等亦贊同張居正的意見。

  皇帝下詔允許張居正的請求。

  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請求釋放建文帝時期忠臣的不同姓親屬。

  皇帝下令除齊泰、黃子澄以釙，方孝孺等受連累的查驗后都予豁免。

  皇帝性格仁柔，而惟獨厭惡進言的人。

  從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朝廷內(nèi)外官員被處以杖刑、發(fā)配戍邊或削職為民的達一百四十人。

  后來皇帝不再上朝理事，罕用刑殺，死囚屢屢停留于監(jiān)獄或免于處決。

  天啟年問，酷刑很多，另有記述，這里不詳論。

  莊烈帝即位，誅殺了魏忠賢。

  崇禎二年，欽定叛逆罪一共六等，天下稱快。

  然而這時承接神宗綱紀廢弛、熹宗辦事昏亂之后，厲行綜合治理，用刑相當峻急，大臣也有許多被打入大牢的。

  六年冬處決死囚，皇帝穿著白色喪服駕臨建極殿，召集合臣最后再商榷一下，而溫體仁不為任何人平反。

  陜西華亭知縣徐兆麒到任七天，城就被攻陷，因而犯下死罪。

  皇帝內(nèi)心憐憫他，溫體仁卻不予挽救。

  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上書救鄭三俊，于是說：“自從皇上即位統(tǒng)治天下以來，遭受紅筆判狀判刑的臣子已達數(shù)干人，監(jiān)獄都塞滿了。

  即使判得合情合法，尚屬可憐，何況在威嚴之下瑟瑟發(fā)抖而招供的人呢。

  有的順i隨其定案而不加挽回，有的揣摩皇上意旨而沒有補救，株連牽引的人，九死一生，這哪里是圣人體恤用刑的精神呢?！被实鄄荒懿杉{他的意見。

  當年冬天，因為彗星出現(xiàn)而停刑。

  有事關邊疆失利、盜竊官府錢糧、剿滅敵寇失利的案件，命令刑部在五天內(nèi)審判結(jié)案。

  十二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處決死囚犯，正要將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理等十五人處斬，忽見宦官本清奉持皇帝詔命飛馳而來，免去了他們的死罪，于是釋放了十一人。

  第二天，魏景琦回奏行刑情況，被皇帝責怪，打入錦衣衛(wèi)監(jiān)獄。

  大概皇帝因為罪囚中有人喊冤，命令暫停行刑，重新審理請旨，而魏景琦倉猝之間沒辨清楚，所以得罪。

  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上疏請求清理監(jiān)獄，說：“獄中文武囚臣達到一百四十多個，令人十分痛心。”皇上不予回復。

  當時國事越來越緊急，只是利用嚴刑峻法來約束群臣，群臣自己補救過失都來不及，而終究不能挽救朝廷的衰亂而滅亡。